環保案件損害事實認定方式揭秘

　　□　損害事后恢復不能免除賠償責任

　　□　虛擬治理成本法適用條件應斟酌

　　□　公益訴訟目的是修復受損害生態

　　□　不能原地修復應采取替代性方式

　　□　本報記者　　張晨

　　“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鱉之長”。4000多年前的文獻記載著中華民族保護環境、珍惜資源的傳統。

　　環境司法是環境治理體系的重要一環,在推進環境治理和生態文明制度建設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環境法治步伐很快,做了很多有益探索。

　　5月20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最高人民法院環境資源審判庭、歐洲環保協會聯合主辦的第十七期“案例大講壇”在國家法官學院舉辦,就中外環境資源典型案例中所涉及的法律和實務問題展開研討。

　　涉環保案件如何認定環境損害事實?損害如何計算?應該采取哪些修復方式及其他責任方式?危險廢物處理各方有哪些注意義務及責任?怎樣平衡企業良性發展與環境保護目標?會后,《法制日報》記者就這些問題采訪了業內人士和法律從業者。

　　具有自凈能力的環境介質

　　遭受損害,不因事后恢復免除被

　　告人賠償責任

　　在司法實踐中,涉及到水與大氣污染的案件當事人或者被告人往往會提出這樣的抗辯:水、大氣這種環境介質具有自凈能力,損害發生一段時間便會恢復原來的功能,不存在污染也就不存在損害,不需要再修復了。

　　在被列入2015年推動法治進程中國十大案例的泰州市環保聯合會訴泰興錦匯化工公司環境污染民事公益訴案中,被告就提出這樣的抗辯。

　　2012年1月至2013年2月,被告錦匯公司等6家企業將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危險廢物廢鹽酸、廢硫酸總計2.5萬余噸,以每噸20元至100元不等的價格,交給無危險廢物處理資質的相關公司偷排進泰興市如泰運河、泰州市高港區古馬干河中,導致水體嚴重污染。泰州市環保聯合會訴請法院判令6家被告企業賠償環境修復費1.6億余元、鑒定評估費用10萬元。

　　記者了解到,這個案件的最終裁判沒有支持被告的抗辯理由,而是確定了這樣的規則——對具有自凈能力的環境介質遭受損害,不因事后恢復就免除被告人的賠償責任。

　　上海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法學會環境與資源法學研究會副會長王樹義說,有損害才有賠償,有損害才有修復。法院只能根據損害鑒定機構的評估結論或者鑒定結論認定環境損害。

　　鑒定資質、鑒定方法、鑒定標準如何統一?近日,司法部和生態環境保護部聯合發布《環境損害司法鑒定執業分類規定》,明確了鑒定機構和鑒定人的執業范圍,劃分為7大類,細化成47個執業范圍,以此規范生態鑒定的執業活動。

　　“環境司法鑒定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一是確定污染物的性質,二是確定生態環境遭受損害的性質、范圍、程度,三是評定兩者之間的因果關系,四是評定污染治理與運行成本以及防止損害擴大、進行生態修復等的措施和方案。”王樹義說。

　　很多公益訴訟用虛擬成

　　本法進行損害鑒定評估,只應對

　　法官起到借鑒參考作用

　　泰州市環保聯合會訴泰興錦匯化工公司環境污染民事公益訴案中,法院認為,兩萬多噸副產酸傾倒入河必然造成嚴重環境污染,由于河水流動,即使傾倒地點的水質好轉,并不意味著河流的生態環境已完全恢復,依然需要修復。在修復費用難以計算的情況下,應當以虛擬治理成本法計算生態環境修復費用。判決6家被告企業賠償環境修復費用共計1.6億余元并承擔相應鑒定評估費用。這是我國法院首次用到虛擬治理成本法,此后,在很多其他涉及到水與大氣污染的案件中都用到這種方法。

　　專家提醒,一定要注意虛擬治理成本法的適用條件。法官對鑒定機構及專家輔助人提供的技術意見有審查義務,不僅僅審查鑒定人有無資質、鑒定程序是否合法,更重要的是要對鑒定方法進行審查。

　　王樹義說,虛擬治理成本要注意虛擬兩個字,是相對實際治理成本而言的。在漢語中虛擬是憑想象而來之意,但在虛擬治理成本中并非指完全憑想象或者不符合實際,指的是排放到環境中的污染物按照現行治理技術和水平進行治理所需要的全部支出費用。

　　“之所以用到這個方法,是因為一些大氣污染、水污染個案中,進入到環境中的物質經過一段時間以及水體和大氣的自凈能力,到案發時已經檢測得不那么嚴重了,甚至檢測不到了,但并不代表污染沒有發生,而是在地理位置上發生了轉移。案件不能等治理完產生實際費用再判,那樣可能要等待過長時間,這種情況下產生了一種不得已的選擇——虛擬治理成本法,即修復成本基本等于污染物排放的河道或者大氣之前需要進行無害化處理的成本。”王樹義說。

　　罰款或者停產并非目的,而

　　是要積極尋求各種各樣的修

　　復方式

　　勝訴之后執行款項如何用于生態環境修復?公益訴訟的最終目的是使受到損害的生態環境恢復到原有結構與功能,在原地修復不能的情況下如何采取替代性修復方式,考驗著審判智慧。

　　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副秘書長馬勇介紹說,行政監管失靈對環境的損害是實實在在發生的,如果公益訴訟能跟上去,就能對行政執法進行有效補充。

　　中華環保聯合會訴山東德州晶華集團振華有限公司大氣污染民事公益訴訟案是環境保護法修訂后首例霧霾案。馬勇發起并全程參與了這一訴訟。

　　“2015年3月華北地區霧霾高發,中華環保聯合會到山東德州取證那天天氣晴朗,黃色的煙特別明顯,空氣中能夠聞到臭味。周邊群眾反映,他們投訴多年都解決不了問題。在線平臺監測數據顯示,污染物排放一直超標,相關企業有惡意排污嫌疑。所以,中華環保聯合會啟動了公益訴訟。”馬勇說,污染物排放標準或者環境質量標準,是依據社會經濟發展程度和污染物對人體損害的風險制定的,一旦超過就屬于違法。

　　法院認為,振華公司超標排放污染物導致大氣環境的生態附加值功能受到損害,應當依法承擔生態環境修復責任,賠償生態環境受到損害至恢復原狀期間服務功能損失。同時,振華公司超標向大氣排放污染物的行為侵害了社會公眾的精神性環境權益,應當承擔賠禮道歉的民事責任。故判決振華公司賠償超標排放污染物造成損失2198.36萬元,用于大氣環境質量修復；振華公司在省級以上媒體向社會公開賠禮道歉等。

　　馬勇告訴記者,振華公司的排污行為明顯帶有惡意成分,其長期肆意違法,當地環保部門、山東省環保部門都對其進行了處罰,環保部也做出了通報批評,但都解決不了排污問題。公益訴訟啟動后振華公司立即停止生產,作出搬遷決定。如果沒有公益訴訟的介入,排污行為短期內消除不了。

　　“在屢查屢犯的情況下,法院對振華公司作出懲罰性賠償判決,希望最高法修改司法解釋或者在對環境公益訴訟相關條款進行修改的時候將懲罰性賠償列入其中,真正實現通過民事公益訴訟推動行政執法更順暢進行的目的。”馬勇說。

　　王樹義認為,環境損害案件中的替代性修復方法有很多,比如復綠、固土、異地補植、恢復植物、種植樹木、放殖養流等。除此之外,還可以實施第三方代履行生態環境修復。

　　“生態環境不是人人都能進行修復的,需要有一定技術。可以由生態環境責任人出錢,找有技術的第三方實施修復工程,也可以用勞務代替生態環境的修復費用。”王樹義說。

　　接受采訪的業內人士和法律從業者認為,責任的認定、修復方式的創新,社會各界積極的溝通,審慎的態度都彰顯出一個美好愿景:老百姓更期待天藍地綠水凈,更期待山清水秀的美好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