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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上網來]切實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風險能力

      2018年04月12日 08:00   來源:經濟日報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2017年地方財政經濟運行”調研組

        題要: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的能力是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要堅決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的攻堅戰。防范化解重大風險,地方財政是重點。近年來,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穩步推進,地方財政經濟運行出現諸多積極變化,新動能作用顯現,但風險也在日趨復雜化。分析風險的深層次原因,主要來自于體制變遷中的兩個沒變,即改革有進展,但“風險大鍋飯”沒變,“小馬拉大車”沒變。在此背景下,要從整體上認識風險的復雜性,準確把握財政風險、金融風險和經濟風險三者關系,提升化解風險的綜合能力。

        風險復雜化 財政經濟運行出現新特征

        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穩步推進,地方財政經濟運行出現諸多積極變化,新動能作用顯現。東部地區經濟呈現高質量增長;西部地區GDP增速較高;東北地區指標也已呈回暖態勢。在看到亮點的同時,我們也發現,地方財政經濟運行中的風險在快速變型,且日趨復雜化。從橫向區域維度來看,一些指標在地區之間表面上趨同,但實際發展質量差距較大,經濟區域分化出現新特征。從縱向時間維度來看,一些財政經濟發展指標看似在變好,實質是風險隱藏或者變型,財政能力背后隱藏著風險。

        其一,一二三產業比例趨同,但區域發展質量差距拉大的風險上升。根據調查問卷數據,2015年至2017年,縣級樣本的一二三產業結構比例趨同。東、中、西和東北地區第一產業均呈下降趨勢,第二產業基本持平,第三產業均呈上升趨勢,且均接近于全國平均水平44%。

        在一二三產業趨同的背后,各區域實際發展質量卻差距較大。東部地區因較早進行產業升級、科技創新,以及在教育、研發等領域的持續高投入,其第三產業保持高增長,成為其經濟的主要支撐。中部和西部地區二產和三產基本保持穩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成效。東北地區產業結構呈現“被動優化”,在經濟不景氣背景下一產和二產出現不同程度的萎縮,導致三產比例上升。

        其二,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但區域新舊動能轉換斷檔風險猶存。從問卷調查縣級樣本數據看,2015年至2017年,全國樣本縣GDP增速均屬中高速增長,但區域分化明顯,東北地區增長乏力尤顯突出。東部地區新舊動能轉換速度加快,這得益于高技術更迭快、業態多元、產業融合發展,創新在技術、產品、市場、商業模式等各個層面全面體現。西部地區GDP增速最高,新舊動能轉換呈點狀突破。如貴州的“大數據”發展戰略“異軍突起”。東北地區GDP增速最低,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更是兩年均為負值,但較以往有所改善。從速度看,形勢不錯,但從新舊動能轉換看,不容樂觀,轉換斷檔的風險依然存在。

        其三,實體經濟盈利水平改善,但經濟風險在以變形的方式擴散。從縣級問卷樣本數據看,全國工業企業經營情況整體向好,工業企業利潤率指標2017年雖較2016年略降,但比2015年有所增長。而從規上企業虧損面指標看,2015年至2017年,全國呈現逐年上升趨勢,東北地區在工業企業虧損面更大。這表明,經濟風險實際上在以一種變形的方式擴散。

        其四,地方財政自給率略有下降,財政能力區域不均衡風險擴大。從樣本省份情況看,2015年至2017年財政自給率略有下降,平均在50%左右。但分區域來看,差異巨大,2015年至2017年,東部地區財政自給率遠高于西部地區,財政能力區域不均衡的風險在擴大。

        其五,財政收入保持中高速增長,但收入質量風險不容忽視。據財政部統計數據,2017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速為7.4%,呈現中高速增長態勢。但部分地區情況堪憂,收入質量不夠穩定。這與經濟增速下滑有一定關系。從問卷樣本數據來看,稅收收入占比(稅收收入與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比例)2016年比2015年下降,省級樣本從77.6%下降到75.7%,市級樣本從60.12%下降到51.67%,縣級樣本從69.5%下降到69.1%。從財政部公布的數據來看,稅收收入占比下降的這種情況在2017年略有改善,但其隱含的風險不容忽視。

        其六,支出剛性越來越大,財政“托底”風險隨之加大。隨著經濟增速和財政收入增速的放緩,財政收支缺口增大。特別是基本公共服務支出呈剛性增長態勢,加之應對環境修復治理、人口老齡化、城鎮化以及“補短板”等都需要增加財政支出,一些地方收支矛盾較大,尤其是縣級財政壓力較大,財政運行風險上升。

        其七,銀行不良貸款規模擴大,金融風險隱患不可小覷。從省級樣本數據來看,2015年至2017年,全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有所擴大。整體來看,不良率并未顯著上升,但杠桿率高企,金融風險仍是重大隱患。

        深層次原因

        體制變遷中的兩個“沒變”

        出現上述問題的深層次原因,來自于體制變遷中的兩個沒變。即改革有進展,但“風險大鍋飯”沒變,“小馬拉大車”沒變。因此,出現了改革進展與現有風險的復雜性和隱蔽性難以適應的情況。換句話說,這是改革滯后于發展所導致的。

        原因一:“風險大鍋飯”沒變。

        經過多年財政改革,我國財政規模在不斷擴大,但財政能力受整體制度的約束難以增強。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改革建成了激勵機制,而構建風險約束(分擔)機制還只是剛剛破題。即“利益大鍋飯”已被打破,而“風險大鍋飯”依然如故。這導致公共風險擴大,最后不得不由政府財政來兜底。這突出表現在四個方面。

        一是在政府與國企的關系中,對國企總是“激勵+激勵”,政府總是最后承擔其風險;二是在政府的各個部門之間,各個部門都有權力在預算決策范圍之外進行各種“準財政”活動,其風險往往最后全部轉移到政府財政部門;三是在各級政府之間,下一級政府的所有債務實際上都是上一級政府的“或有負債”,上級政府很難“見死不救”,層層傳遞,最后中央兜底;四是在各屆政府之間,本屆政府可以通過大量融資來搞各種“建設”,只享受由此帶來的各種好處,而風險卻總是“金蟬脫殼”推給下一屆政府。雖然建立了債務的終身問責制,但約束性還不夠強。打破“風險大鍋飯”應是當前整個改革的重要內容。

        原因二:“小馬拉大車”沒變。

        “小馬拉大車”,一是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層政府財力與事權不匹配,導致“財力小馬”拉“支出大車”;二是基層政府財政能力與事權不匹配,導致“能力小馬”拉“辦事大車”。造成這兩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是事權與支出責任改革滯后。目前地方財政支出占全國財政支出的比重高達85%,這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這表明國家的大量事權主要是靠地方尤其是基層政府來履行的,超越了地方政府能力,其治理失靈的風險隱患較大。

        “上面點菜、下面買單”和基層政府“小馬拉大車”情況普遍。如義務教育、社會保障、三農問題、生態環境等新增事權的制度設計,大都采取自上而下的形式,并以“上級決策、下級執行”方式來實施,把事權層層下移,導致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層政府有心無力。其結果至少導致了以下兩方面的問題。一是財政事權過度下沉,既超出了地方的辦事能力,也超出了地方的財政能力,治理失靈風險加大。二是越到基層政府,其可支配財力越小,支出責任越大。財產性收入成為地方政府的重要收入來源,基層財政的脆弱性越來越大,難以持續。

        把握整體性

        提升化解風險綜合能力

        財政風險、金融風險和經濟風險等各個領域的風險,是相互轉化和相互穿透的。我們不能從各個領域孤立起來看風險變化,也不能各自為政地防范化解風險,必須從整體上把握,從改革和政策入手,打通各種風險治理之間的壁壘和屏障,提升化解公共風險的綜合能力。

        第一,加快要素市場化改革,促進金融“血液”有效循環。要素的市場化是保證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的關鍵。在要素改革中,利率市場化改革是關鍵。在現代經濟中,資金或金融是經濟的血液,利率沒有實現市場化,就等于血液不暢通,經濟也就會產生重大風險。金融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是監管體制的改革,要著眼于整體防風險,改革監管體制、優化監管方式,提高風險監管能力。此外,完善信貸政策也是題中應有之義。

        第二,推動政府治理改革,警惕政府自身制造風險或產生“合成謬誤”。要注意區分個體風險向公共風險轉化的條件。政府要防的是公共風險,而非個體風險。不可眉毛胡子一把抓,不分層次。一方面,在防范重大風險過程中,要警惕政府自身制造風險;另一方面,要防范宏觀經濟政策實施過程中的“合成謬誤”。

        第三,優化宏觀政策目標,打造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升級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凸顯出一些問題,主要表現在“三去一降一補”五項任務往往單獨分項處理,產業之間、區域之間、部門之間協調不夠,各項任務的目標不一致,同時過度依賴政府行政手段推進。因此,在追求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階段,應講求整體觀,圍繞要素市場化改革推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升級版”,通過勞動、資本、土地等傳統要素的激活,以及創新、科技等新要素的注入,提升經濟社會消化成本的能力,推動經濟轉型升級。

        第四,綜合權衡各類風險,嚴守公共風險底線。當前,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要求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等各領域統籌、協調、全面發展,社會風險也呈現多領域互相作用、更加復雜的特征。這種情況下,應把防范重大風險擺在首位,通過對短期的調控政策和對中長期規劃的落實,來穩定預期和引導預期,注入確定性來減少各類不確定性及其帶來的公共風險,從而體現全局性、長遠性和整體性。需要注意的是,應當看到財政在風險綜合防治中的樞紐地位,不可能離開財政去防范化解其他領域的風險。從整體來分析,降低當前面臨的經濟社會風險,往往是以財政風險可控為條件的。但同時也應防止財政風險外溢疊加到公共風險之上。

        總之,面對不確定性的現實世界,我們需要有不確定性決策思維和常態化風險意識,才可能達到預想的目標,獲得我們想要的確定性,規避我們不想要的風險。因此,公共風險治理不是簡單地等同于個體風險的最小化,不是簡單地把個體風險割裂開來進行治理,而是要在綜合權衡的基礎上,深入把握財政防控風險中的樞紐地位,充分發揮財政對金融風險和經濟風險等風險的調節作用,使得公共風險總體上得到有效控制。(本文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2017年地方財政經濟運行”調研組 執筆:劉尚希 傅志華 程 瑜)

      (責任編輯:劉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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