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了兩個碩士研究生和一個高中生,讓韋子運家成了村子里特殊的那一戶。
他家所在的萬壽村屬于廣西壯族自治區貴港市覃塘區山北鄉,是已脫貧的貧困村。直到如今,這個村莊里多半年輕人選擇在初中畢業或者高中就告別校園,大專生算是“高學歷”。相繼踏上打工路10余年后,有人已換過幾份工作,有人結婚生子,也有人做了老板。
在很多人看來,讀書不算是“值當的買賣”。比如韋家,義務教育階段結束后,3個孩子每年的讀書錢加起來將近2萬元,再算上越來越高的生活費,這個家庭幾乎沒有喘息的機會。
他家曾是當地的貧困戶,一家6口人里只有一個穩定的勞動力。鄉政府工作人員把他家定為“因學致貧”。
萬壽村駐村第一書記方聲有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萬壽村的年輕人多外出打工,他們的目的地包括廣東佛山的制造企業,也包括深圳電子企業。剩下的部分人里,有人在當地開店,也有人創業辦廠。
方聲有介紹,此前建檔立卡的286戶貧困戶中,“因學致貧”的有十余戶。韋家屬于這10余戶之一。大兒子韋傢鄭在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讀研究生,二兒子韋家耀在哈爾濱工程大學讀研,最小的兒子韋家航在覃塘高中讀高三。
100余張獎狀密密麻麻地貼在韋家客廳的墻面上,那是3個兒子幾年間陸續帶回的。這些獎狀從半米高的桌邊爬到了3米高的房頂,最高處需要借助梯子才看得清。
這是這家人最引以為傲的東西。除此之外,這個家就乏善可陳了。他家房子僅有一層,夾雜在村里成片的二三層樓中。搬進這里20多年,水泥地才鋪上地磚。每逢雨天,屋頂會漏水,偶爾也有老鼠順著屋檐突然竄進來。
在少有的閑暇時光里,韋子運喜歡坐在木制躺椅上,搖搖晃晃地望著獎狀發呆。除了親戚朋友,他沒和誰說過獎狀背后的故事,只在話題提及時不自覺地咧開嘴角。
兒子們畢業前的漫長時光里,壓力被老兩口自己吞下。60歲的韋子運和52歲的妻子羅玖妹是這個家的頂梁柱,韋子運每日種田、養雞,羅玖妹跑木板廠,頂著太陽將2米高的木材挨個扛上架子晾曬。
韋家全部的收入差不多只夠生活支出,已經很多年沒存下錢了。最富裕的時候,他們只攢到兩三千元,“生場病就花光了!绷_玖妹說。
4年前,二兒子又考上了大學。那時候,大兒子正讀大三,家里還有上初中的小兒子,兄弟倆上大學的學費來自助學貸款,僅是負擔驟增的生活費,這個家庭就不得不第一次向人開口借錢。
教育被視為寒門學子改變命運最重要的機會。但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這似乎成了一個悖論——因為希望擺脫貧困,來自鄉村的家庭堅持供子女讀書,接踵而至的費用反而令他們陷入困境,“因學致貧”也使農村地區對后代的教育投資日趨冷淡。
在羅玖妹看來,身邊在讀書路上被絆住的年輕人,多是自己不想讀了,家長也認為讀到差不多就夠用了。他們夫妻倆的念頭很簡單,不想兒子未來像自己一樣辛苦地打工、種田。
“知識改變命運”的觀念烙在他們的心里。但凡和讀書相關的,韋子運都很支持。他用并不標準的普通話表示,“只要他們愿意接著讀,我就盡力送他們去!
對于鄉村的孩子而言,他們首先要跨過高考的門檻。因為沒有多余的錢,韋家的兒子們從未上過課外輔導班,老大老二的高考志愿,也是自己琢磨著報的。
忙于養家的老兩口,離田地很近,離高校很遠。韋子運知曉廣西每年高考的分數線,這是從別人口中打聽來的。對于兒子就讀的專業,他能清晰地說出名稱,解釋不出大概。
但韋子運依然關注兒子們的成績變化,清楚兒子每一次考試的名次,會盯著他們總結成績變動的緣由。怕孩子們“接觸東西多了,分散了讀書的心思”,直到高中畢業,韋子運才給兩個兒子買來第一部手機。
家里沒電腦,老兩口的手機是撿兒子后來淘汰的舊款。韋子運不玩社交網絡,但會上網看新聞。除了老家,他只去過廣東、上海和武漢。前兩者和打工有關,后者是他送大兒子去大學報到。
那是他唯一一次走進大學校園。為此,他輾轉到云南,坐10余個小時的綠皮火車,抵達后卻只待了一天就匆匆離開。
跨過高考的門檻,來自鄉村的孩子要面對的還有城鄉之間基礎教育上的差距。二兒子韋家耀坦言,在大學里,自己習慣扮演旁聽的角色。他不屬于能快速和陌生人熟悉的角色,多數時候,他會等別人先張口,直至講到自己了解的內容時,再自然地加入話題。
大兒子韋傢鄭也屬于沉默的一派。他內向,話少,欣賞來自大城市同學身上的自信。他在北京讀研,設想過日后留在北京,但北京的房價令他發憷。他說自己不算“有野心”,也想追求安穩,“但以自己的實力,如果想扎根城市過安穩的生活,實現起來就必須要有野心。”
“進北京念書挺好的,留下生活挺難的!彼袊@。
他羨慕別人讀過幼兒園,上過興趣班,習慣逛圖書館,網絡玩得順手。“10年前,至少我讀高中的時候,沒有這些!边@種不平衡在研究生階段的實驗室里得到了緩解,這也是他堅持讀書的理由之一,希望用學歷磨平城鄉的差距。
2018年,韋子運家脫貧了。這距離韋家被評為貧困戶過去了3年。韋家享受了低保和其他幫扶政策,走過了最難的階段。不過,仍有壓力需要這些年輕人自己肩負。韋家已經習慣了能省就省。3年間,韋家耀沒買過一件新衣服。大學時期,他和大哥都在學校勤工儉學,打掃過實驗室,幫圖書館整理過圖書。
韋家耀還另外做過兩份兼職。他發過幾天傳單,之后在一家婚慶公司負責布場。一年多的時間里,他習慣了周末早出晚歸,最晚回程時已經22點,過了晚班公交的運行時間,就騎半個多小時的共享單車回學校。學校的大門落鎖,他只好爬進來,回到寢室,同學早躺下了。
高中畢業后,韋傢鄭跟親戚一起干過暑假工,在廣東一家工廠做燈罩,一個月拿回2000元。研究生錄取后,等待開學的4個月時間里,他再次上了流水線,到廣東的工廠給電扇上螺絲釘。那份工作累,工頭脾氣暴常呵斥員工,工友聚起來談論的是永遠說不完的家長里短。
大學畢業后的一年半里,他做過兩份正式的工作。他學生物專業,最開始被科研院所安排到四川的養殖基地,人要待在船上,一天喂兩遍魚,做記錄。后來,他換了份“更用得上專業”的工作,在廣州一家公司負責細胞培養,經常加班,沒時間復習考研。
他的工資徘徊在4000元上下,花10個月還清了2.5萬元的助學貸款。
韋子運對兒子讀書這件事的堅持,某種程度上來源于自己的經歷。他接觸過讀書最多的一位,是他的初中同學。那位同學一路考上高中、大學,之后被分配進高校工作,做到教授,女兒去過國外留學。每年,那位同學回老家時,他們都會一起聚會,韋子運發現對方總有講不完的話題。
韋子運初中班里四五十人,一半的人考上了高中,有人當了教師,有人做了公務員,在市、縣的政府部門。最普通的職業一個月工資差不多也有5000元——是他打工的兩倍。和他一樣沒考上高中的人都在四處打工,跑去當司機,奔波在木板廠,有人還背著欠款,“都混得差不多”。
從大兒子結束義務教育到開始讀研,中間也已過去10多年時間。在村里,筆直寬闊的水泥路直接通向田里,垃圾從隨便丟變得注重分類,樓房取代了泥房。謀生的手段多了,種田的人少了。
相比于父輩的時代,擺在韋家兒子們面前的,還有高校畢業生人數的持續增長。教育部前不久發布數據顯示,2019年,中國博士畢業已達62578人,碩士577088人,本科3947157人。
羅玖妹記得清楚,大兒子曾和她提過自己的壓力——到了外面,成績好的人太多,有時自己很努力也趕不上!艾F在,大學畢業要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并不容易!
兒子們的命運是否已因讀書而改變?老兩口給出的答案是“應該吧”,他們說不出家里的變化,也無法給出確定的回答,“要到(他們)畢業再說”。
韋傢鄭回答得直白,“就目前來說肯定沒有”!拔疫是學生,沒工作,要花錢,沒法改變家里的整體環境。”但他很篤定,讀書給自己最大的影響是潛移默化地改變了自己為人處事的態度,跳出了“按部就班”的思維模式,他有自己對婚姻的態度,對未來的規劃。
韋家耀也認為,自己已從一種相對單線的人生里解放出來。填報高考志愿時,有老師建議他學英語,家人希望他從醫,都是“看上去穩定、賺錢的職業”。但他結合自己的興趣和前景分析,選了水利工程。
讀研的想法是兒子們自己提的。3個兒子還想接著讀下去。碩士畢業后,他們還想接著讀博,有條件的話,也想讀到博士后。
韋子運已經60歲了。近來的這些年,他幾乎每年都會住上幾天院。老兩口最擔心的,是不知道自己作為這個家的頂梁柱還能撐多久。
韋家一共三間屋子,韋子運和妻子一間,大兒子一間,老二老三擠在一間。 搬進這間房子里將近20年后,他們才在水泥地的表面鋪上了地磚,把開裂的墻面修好,刷成白色。
建樓的想法被擱了又擱。沒人能預估出到底何時才會動工。“至少要供他們讀完書吧”,韋子運鄭重地說。
前些日子,去廣東打工的年輕親戚到家里串門,和羅玖妹嘮家常時提了句,現在做工的機器上印著大串英文,中學畢業的自己越來越看不懂,有時連開關也不知道怎么用。話題最終落到了“讀書是好的,堅持學習是對的”。
這讓他們有了些底氣。這個月,韋子運又收到了兒子們拿回的5張獎狀,他把它們攤平整,一一貼上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