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以新基建為契機助推就業結構升級

　　觀點

　　●新基建領域的大規模投資，將使我國的經濟結構轉型升級速度加快，也會帶動就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有必要進一步加大就業優先政策的實施力度。在加大投資新基建的同時，推動擴大就業和就業結構的優化。增強勞動力市場應對重大外部沖擊的韌性，努力使勞動力市場適應經濟形勢的變化與新技術的發展。

　　隨著新冠肺炎疫情在我國得到基本控制，如何進一步穩增長、保就業就成為當前宏觀政策的重中之重。為了保障復工復產工作的順利開展，政府推出了一系列鼓勵和支持政策。值得關注的是，進一步加大新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力度，正成為其中一項重要內容。而隨著新基建投資項目的大規模展開，我國的就業結構升級也獲得了難得的機遇和巨大的動力。

　　新基建概念，最早是在2018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出來的。這次會議重新定義了基礎設施建設，把5G、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界定為“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隨后“加強新一代信息基礎設施建設”被列入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今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召開會議明確提出，要加快5G網絡、數據中心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進度。

　　具體來說，新基建主要包括七大領域，即5G、特高壓、城際高速鐵路和城際軌道交通、新能源汽車充電樁、大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和工業互聯網，其核心就是夯實數字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基礎，為高質量發展提供新動能。新基建領域的大規模投資，將使我國的經濟結構轉型升級速度加快，而經濟結構變動的同時，也會帶動就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一是從就業的行業結構看，新經濟領域特別是數字經濟領域的就業數量將大大增加。近些年來，我國新經濟取得了快速發展。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核算，2018年，全國“三新”（ 新產業、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經濟增加值為145369億元，相當于GDP的比重為16.1%；按現價計算的增速為12.2%，比同期GDP現價增速高2.5個百分點。新經濟的高速發展，使我國的就業結構發生了很大的“位移”，新經濟正在成為創造新就業崗位的“發動機”。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的測算，2007年我國在新經濟部門就業的人數大概是4000萬，到了2016年，已經達到8000萬，直接貢獻了整個就業的10.1%。同時，新經濟部門的就業還帶動了6.4%的傳統部門就業，兩者加起來有16.5%。另據工信部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與就業白皮書（2019年）》顯示，2018年，我國互聯網平臺雇傭598萬正規就業者，同時還帶動提供了共享服務的勞動者人數達到7500萬人。此外，以新基建的核心內容之一5G建設為例，據估計，2020 年5G正式商用后將直接為社會創造約54萬個就業機會；隨著5G應用范圍的擴展與應用領域的深化，2025年，5G將提供約350萬個就業機會；到2030年，5G將帶動超過800萬人就業，而間接帶動就業的規模更是將達到1150萬個。

　　二是從就業的三個產業結構看，將使我國第三產業或服務業的就業比重進一步上升。與傳統基建不同的是，新基建更側重于高新技術的開發和應用，也將催生更多新產業、新業態、新商業模式，而這些行業類型更多集中在服務業領域。事實上，近些年來，我國服務業取得了快速的發展，與新經濟特別是數字經濟的迅猛發展息息相關。從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對我國經濟與就業的沖擊來看，受影響最大的就是服務業。目前，服務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率已經很高，2019年達到54%。不僅如此，服務業已經成為吸納就業最重要的陣地，服務業的就業人數已達到3.6億左右，占全部就業人數的比重超過了46%。這就是說，在疫情下，服務業從業人員出現就業困難的數量會較大。因此，此次大力加強新基建的投資，除了增厚新經濟的發展動力外，穩固服務業就業基本盤、進一步擴大服務業就業陣地，應該也是其中的考量之一。

　　三是從就業的素質結構看，將進一步提高對高素質勞動力的需求，進而優化就業人員的素質結構。目前，我國就業人員總規模有7.75億人。近些年來，我國勞動力隊伍的素質結構有了較大的提高，比如早在2016年，我國新增勞動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就達到了13.3年，相當于大學一年級的水平。而根據《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的要求，到2020年，我國新增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從12.4年提高到13.5年；主要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從9.5年提高到11.2年，其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為20%以上。但是，客觀地說，與新經濟及數字經濟快速發展相比，我國勞動力素質和人才結構仍存在著較大的短板。以人工智能為例，有關部門預計，2020年中國人工智能產業規模將超過1500億元，帶動相關產業規模超過1萬億元。而根據教育部門測算，我國人工智能的人才缺口超過500萬人，國內的供求比例約為1∶10，供需比例嚴重失衡。此次國家加強對新基建的投資建設，必將使新經濟領域的人才需求矛盾更加突出。但與此同時，這也會對我國的教育和職業技能培訓體制改革施加更大的壓力和動力，對人力資源的重新配置和勞動力素質結構的優化起到積極的作用。

　　當然，加大對新基建的投資力度，也需要關注對傳統產業及其就業模式帶來的影響。從技術發展的角度看，技術的進步往往伴隨著大量舊崗位的減少和新崗位的增加，從而增大摩擦性失業的風險。盡管從長期來看，最終會由于經濟發展和結構轉型使得就業總量并不會減少甚至增加，但短期的轉型沖擊仍需要引起高度重視。以機器人技術為例，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2018未來就業報告》中認為，目前，機器人可以完成的任務占到當前工作的29%，但到2022年，預計機器可以完成的任務將多達42%，其中低技能和常規工作崗位的需求將大大減少。

　　由此可見，加大對新基建的投資力度，不僅有利于當前緩解疫情對就業的暫時沖擊，也會對我國就業結構的優化和轉型升級帶來更多的機遇。因此，有必要進一步加大就業優先政策的實施力度。在當前階段，無論是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都必須以穩就業作為首要目標。在加大投資新基建的同時，推動擴大就業和就業結構的優化。增強勞動力市場應對重大外部沖擊的韌性，努力使勞動力市場適應經濟形勢的變化與新技術的發展。同時，高度關注轉型過程中對就業帶來的各種挑戰，為實現更充分更高質量就業奠定更為堅實的基礎。

　　（作者為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