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我在成都的街頭走一走，直到所有的燈都熄滅了也不停留。”意大利當地時間7月14日晚，意甲勁旅那不勒斯隊主場圣保羅體育場上空，飄蕩起這首在中國穿街過巷的流行民謠。作為第30屆世界大學生夏季運動會（以下簡稱“世界大運會”）閉幕式上“成都時間”的音樂注腳，歌詞中的“小酒館”“綠垂柳”搭配三拍的節奏把這座中國西南城市的“巴適”（四川話“閑適”——記者注）帶到那不勒斯灣畔，既消弭了那不勒斯賽場未盡的硝煙，更勾起人們對兩年后成都世界大運會的期待。

　　川劇變臉、熊貓、潑墨山水，成都已經在用文化元素豐富著世界大運會的中國話本。但在一個匯集了全球大學生運動員的國際體育賽場，各國大學生運動員才是真正的主角，他們在賽場上的每次跑、跳、投以及賽場外的每次表達，都是一國高校體育發展成果的體現。

　　本屆賽會，中國體育代表團的“答卷”最終定格在22枚金牌、13枚銀牌、8枚銅牌，位列金牌榜第三名、獎牌榜第五名。對此，中國大學生體育代表團執行團長、中國大學生體育協會副主席薛彥青表示，“表現達到預期，兩年后要爭取更好成績。”

　　高校漸成競技體育沃土

　　“第30屆世界大學生夏季運動會圓滿結束，有汗水，有淚水，最終中國大學生網球代表隊榮獲女子團體金牌、女子雙打金牌、男子雙打銅牌、混合雙打銅牌，創自2001年境外組隊以來的最好成績。感謝大家為我補過生日，非常有意義。” 意大利當地時間7月14日深夜1點半，聶亞輝忙不迭地發了朋友圈、北京時間此時是周末的清晨，這位來自西南大學的老師已經收獲了滿屏的點贊與鮮花。

　　這是一個難以入睡的夜晚。聶亞輝朋友圈的封面換成了這次世界大運會中國網球隊的“全家福”——本屆賽會，聶亞輝與來自北京體育大學的吳聲遠作為中國網球隊的帶隊教練，帶領來自3所高校的4名學生收獲了4枚獎牌，包括兩枚金牌。

　　“這次參賽的選手都是通過國內大學生網球聯賽選拔出來的。” 西南大學體育學院院長郭立亞表示，網球項目要提高專業技能必須通過大量的比賽實戰，因此，隨著大學生網球聯賽日趨成熟，不僅增強了網球項目在高校的覆蓋面，更提升了大學生網球選手能參加的比賽數量，有利于提升競技水平。

　　在網球項目中，西南大學人才輩出，除了校內多級賽事擴大了人群基數，給予有潛質的學生專業的支持至關重要，尤其運動訓練學網球專項的學生，郭立亞介紹，“一方面，實行導師制，教練就是學生的專業導師；另一方面，一些賽事與學分掛鉤，讓學生能投入更多精力到專業中去。”在這種氛圍下，參加本屆世界大運會的4名網球選手中有兩人出自西南大學，為中國網球在世界大運會上取得歷史突破。

　　“此次學生運動員的比例是81%，是歷屆最高的。”薛彥青表示，其中，很多項目的參賽者正是通過大學生聯賽選拔才脫穎而出。

　　雖然最終因點球大戰失利排名第六位，但中國女足代表隊在本屆世界大運會的表現得到了主教練余東風的認可，從事了一輩子職業足球的余東風剛接手這群臨時組隊的女學生時，有些不適應，“參賽的20名隊員來自全國7所高校，她們是從各個學校推薦的80多人中選拔出來的優秀球員”，可由于部分隊員需要參加學校考試、畢業典禮等，賽前隊伍在大連集訓了十多天“只有一天人是齊的”。最初，余東風對于參賽目標不愿輕易松口，但隨著隊員一場比一場發揮出色，余東風也重新認識了這群熱愛足球的姑娘，“雖然她們相處的時間很短，但非常團結，也很頑強，我對她們這次的表現非常滿意。”

　　與愛爾蘭隊爭奪四強的比賽中，在點球大戰中率先出場的閆穎穎將球一腳踢飛，此后，中國隊員接連失利，最終無緣四強。賽后，閆穎穎自責痛哭，但她表示，隊友沒有半句埋怨，反而是大家的安慰才讓她走出陰影，在對陣東道主意大利隊的比賽中，她以一粒絕殺球回報隊友，“和她們的友情是我在大運會上最大的收獲。”

　　“從多所學校中選拔隊員再組隊，目的是想帶動更多學校參與比賽，她們每個人回到學校都將是一束光，每個學校都在關注這支隊伍，這種榮譽能促使更多學校重視自己的球隊建設。” 教育部學生體協足球工作部副主任趙俊杰表示，尤其對于相對缺乏社會關注的女足，高校將是她們未來生存發展最適宜的土壤。

　　在中國代表團副團長、首都體育學院校長鐘秉樞看來，本屆賽事金牌榜達到既定目標背后，教練的成長不可忽視。他觀察到，本屆中國代表團各項目帶隊的教練絕大部分來源于高校，包括擊劍、游泳、跆拳道及部分球類項目，“體育系統的教練更多是管理、幫助和指導作用”。

　　高校教練的進步，被教育部學生體育協會聯合秘書處副秘書長申震放到賽后總結中，他表示，自1986年高校招收高水平運動員以來，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高校運動隊的教練員以普通體育教師業余帶隊為主，近十幾年來，隨著大學聯賽逐漸受到社會關注，很多學校引入高水平專業教練帶隊，技戰術、營養、體能等綜合訓練專業化水平得到顯著提高，“比如，來自清華大學的女子籃球隊主教練董志權、北京大學女子籃球隊教練馬宗青、上海交通大學男子乒乓球隊主教練丁松、西南大學男子網球隊主教練聶亞輝都曾是優秀運動員或者是專業隊教練，具有豐富的運動經歷，對隊伍水平提高起到關鍵作用。”

　　而高校自主培養的教練也有了新的延續，申震介紹，“田徑隊教練是來自清華大學的李慶、曹振水，女子乒乓球隊教練是來自華東理工大學的臧玉英，他們都是高校自主培養的教練，潛心鉆研才培養了像胡凱、張培萌、單曉娜等多名全國冠軍。”如今，張培萌也拿到了教練的接力棒。

　　本屆賽會田徑項目男子4×100米接力決賽中，中國隊選手江杰華、江亨南、王煜、禤達軍以39秒01的成績獲得銀牌。雖然未能到一線參與指揮，但3名出自清華大學的年輕選手正是他轉型為“張指導”后的學生，他在接受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網記者采訪時坦言：“從運動員轉型到教練，最難的地方是從原來的師哥、一塊兒玩鬧的兄弟突然變成指揮他們訓練的老師，要避免尷尬，還得需要技巧。”他以“玩手機”舉例，“我要求他們開始訓練后就不能看手機，就說你們可以帶手機，但只能放到屋子里，你要是拿出來的話就罰請全隊喝水。”這種輕松的方式卻意外地有效，“如果訓練中間偶爾要看一下手機，那就回房間看，畢竟他們不能在房間里待很久。”

　　從學校中生長起來的張培萌覺得，現在越來越多運動員都是學生運動員，除了家長讓孩子進入高校的意愿，大學在招收運動員方面也有一定優勢，因而現在大學生運動員的水平也都越來越高。“除了相互切磋，大運會這個平臺還可以讓學生運動員想要成為一名專業的優秀運動員，這意味著要明確目標，準備好犧牲很多”。

　　鐘秉樞表示，世界大運會為在校學生創造了進入更高水平代表團的機會，教練也得到相應機會，這將打破原有相對固化、封閉的體系，更容易調動基層教練員和大學校長的積極性。

　　學校體育亟須補齊的斷章

　　“姐姐，你還會來看我們比賽嗎？”女足點球告負無緣四強后，守門員王芙蓉期待一個證明自己的機會。她坦言，愛爾蘭隊派出門將首先罰點球，出乎她意料，這樣的策略中國隊內鮮有隊員見識過。

　　“和專業隊比，高校隊組織比較困難，我們的能力和專業隊還是有差距，只要有強烈對抗，差距就顯現出來了。”余東風表示，缺乏大賽經驗是這次女足暴露出的主要問題。

　　學生運動員規模空前，意味著心理應變、比賽經驗或將是短板。“即使取得金牌的運動員很多也是第一次出國比賽。比如，跳水隊獲得11枚金牌，其2/3的隊員都是第一次出國參加比賽。”據申震介紹，世界大運會分為奧運前和奧運后，奧運前的世界大運會水平高、規模大，因此，作為2020年東京奧運會前唯一一次國際大型綜合性體育賽事，且恰逢FISU成立70周年，大運會舉辦60周年，“很多國家和地區都高度重視，將大運會作為奧運會的練兵機會，派出最高水平選手參賽。例如射箭、跆拳道等項目，多國派出世錦賽冠軍參賽，中國選手在本屆比賽中充分發揮了自己的水平，但是依然一金未得。”

　　因此，中國代表團金牌榜第三的成績，在薛彥青看來“非常難得”。

　　女排姑娘陳小琪今年剛上大一，她提及世界大運會與國內賽事的不同時表示，“對方即便大聲討論，我也聽不懂她要打什么戰術，此外，國內的對手身高沒有那么高。”從五年級便開始打排球的她，一度因難以平衡學習與訓練想放棄，但里約奧運會中國女排奪冠的場景“讓我覺得心臟快炸了”，上高二的陳小琪從那時起就有了想成為中國女排一分子的夢想。但直到經歷了本屆世界大運會，她才真正樹立信心，“我希望能按計劃一步一步來，爭取進入職業聯賽，甚至加入中國女排參加奧運會。”

　　像陳小琪一樣被世界大運會的經歷開啟夢想的運動員不少，但也不乏因現實變得“理性”的選手。為中國代表團奪下本屆大運會首金的跳水運動員宋首霖，目前在北京體育大學就讀，盡管在本屆賽事中表現優異，她依然坦言“沒有參加奧運會的打算”，因為“中國跳水的強手實在太多了”。

　　數據可見，跳水和乒乓球項目是我國的傳統優勢項目，這兩個項目為代表團共貢獻18金，占整個代表團金牌總數的86%。“我們的專業體育和學校體育之間高度相關。因此，我們專業體育的優勢項目也是學校體育的優勢項目。”薛彥青表示。

　　但這樣的相關性也間接呈現出高校選手在專業體育優勢項目中空間的逼仄。清華大學體育部主任劉波直言：“高校培養真正的高水平運動員，甚至取代目前的競技體育人才培養模式還不現實。”上世紀90年代，清華大學提出過“業余趕專業”的口號，“指的是用業余身份趕上專業運動員的成績，可真要實現這個目標，必須要進行專業的訓練，遺憾的是，專業運動員必不可少的營養、傷病恢復、醫療保證等保障體系，都是高校體育的短板。”

　　“如何在體育人才培養中，真正做到體育部門和教育部門的有機融合、把人才培養跟學校教育有機融合”，這是鐘秉樞眼中，需要在本屆世界大運會后反思的問題。“從獎牌數量上可見，日本、俄羅斯、美國、韓國都在我們前面，這幾個國家的體育人才培養幾乎都在一個體系里，但我們從青少年階段就是體育、教育兩個體系。”鐘秉樞強調，“只有深入改革，打通體育和教育的通道，加速協會剝離，讓兩套體系的競賽相融合，才有可能讓更多優秀體育人才從高校或俱樂部產生。”

　　然而，在薛彥青看來，理念和體制是制約學校體育發展的關鍵。“家長希望孩子把文化課學好、上好大學，上大學再鍛煉，但鍛煉意識的養成需要從小培養，到了大學惰性已經形成，更沒動力了。”而中高考的指揮棒，讓學校評價體系依然取決于“有多少學生考上什么大學”并非“學校出了多少優秀的學生運動員”。注意到這兩個關鍵因素，才考慮經費、場地和師資不足等問題，“如果大家都不想鍛煉，即使把運動場修好，最后也是鎖在那兒不用。”

　　成都該如何“執筆”世界大運會

　　閉幕式上，大運會會旗從那不勒斯市交接到成都市，大運會正式進入“成都時間”。成都市體育局局長熊艷表示，從交接的一刻開始到2021年8月19日，大運會進入“成都模式”，成都將集中力量，籌備一屆綠色、智慧、活力、共享的大運會。

　　薛彥青相信，隨著“成都時間”到來，中國學校體育的篇章將在2021年成都大運會加速描繪的場景中逐漸豐滿起來。

　　“我們不擔心賽事辦得怎么樣，而是會追求怎么把賽事辦得對我們國家整個學校體育發展起到推動作用。”薛彥青表示，中國與世界大運會的緣分從2001年北京世界大運會開始，又將在成都延續，交付在這項年輕人盛會中的意義也將有所變化，“過去舉辦大運會，更希望以此讓國際社會更多地了解中國。現在我們要結合發展戰略，落實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發展體育產業。”

　　在鐘秉樞看來，體育賽事并不具備天然地撬動學校體育發展和建設的功能，要實現這一目的，需要及早進行布局，“舉辦大型賽事的時候，一定要用賽事撬動其他產業的發展。例如，北京冬奧會申辦成功，一系列關于加強冰雪運動包括冰雪運動進校園等政策、計劃、方案相繼出臺，從而激發產業活力。”

　　具體到成都舉辦世界大運會能否推動更多學生參與體育運動，“同樣需要我們有很多制度上的創新。”鐘秉樞建議，可以效仿“我要上奧運”推出“我要上成都大運會”等口號，以此推出中國大學生代表團選拔，從校際、大區際到全國層層選拔，其影響力不可小覷。

　　此外，可以創設一系列的跟學生體育運動相關的科學報告，藝術展示，或者展演，包括啦啦隊、志愿者選拔活動等，在大運會之前通過系列賽事及文化教育活動有機地結合，才能更好地促進整個高校體育氛圍的變化，“畢竟，世界大運會與其他重要賽會最大的不同，就是對青年學生一生的影響。今日之星明日領袖正是我們以往忽視，但國際上十分重視的準則。”

　　“一系列的準備工作都在有條不紊地進行。”熊艷表示，“我們把籌備大運會作為推動成都市體育事業發展，推動成都市對外交往合作，推動全民健身運動，尤其是大學生體育運動的一個重要抓手，當然也包括推動整個體育產業的發展。”且賽會將在2021年舉辦，“可以為2022年北京冬奧會及杭州亞運會營造良好氛圍”，同時，三項大型賽事已經建立溝通交流機制，通過相互借鑒及交流，將會探索出在國際大型體育賽事的平臺上，中國作為“執筆者”時應該傳遞怎樣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