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11月12日，上課中的昆明祿勸一中直播班
“一塊屏幕”背后的焦慮
本刊記者/楊智杰
本文首發于總第883期《中國新聞周刊》
葉楓無意中在朋友圈點開那篇關于直播網課的刷屏文章，他的記憶瞬間被拉回到2013年——他也曾是“那塊屏幕”另一端的學生。但是與報道中的情形不同，在高二下學期，他選擇了退出本校網班，并在此后的生活中下意識地屏蔽了這段回憶。
“那塊屏幕”的故事，講述的是國內貧困地區的248所中學，通過直播與名校成都七中同步上課，升學率大為改善，其中有88人考上了清華、北大。報道推出后，在網上形成刷屏之勢。但隨著另一篇題材相同的報道出現，網課背后更為完整的故事，引起了種種議論。
“網班”的身世
2013年，葉楓初中畢業，直升到本校高中部。他所在的是成都當地一所曾經有過輝煌歷史的學校，近些年因為生源等原因，學生高考成績不大理想。為了重現昔日榮光，學校決定引入成都七中的網課。
無論在成都還是整個四川，成都七中都是公認的“超級中學”，每年都有極高的升學率與一本率。2002年，七中與成都東方聞道科技發展有限公司聯合成立高中遠程教育學校，采用衛星網為主的模式，向其他學校提供遠程直播教學。
2000年發布的《四川省民族地區教育發展十年行動計劃》提出，在未來10年投入30億元，在民族地區基本普及義務教育和掃除青壯年文盲。遠程教育是其中的一項重要手段。在此背景下，成都七中與東方聞道合辦的網校，在成立當年就獲當地政府認可，被確定為民族地區遠程教育信息源。
在模式上，成都七中負責教學投入和資源提供，公司負責市場、設備、技術投入和經營活動，遠端學校購買直播服務，負責本校直播班的教學和管理。使用成都七中網課的學校不只是西南民族地區與偏遠貧困縣的中學，山西、四川省內一些普通高中為了提高升學率、吸引生源，也會學習超級中學的模式，葉楓所在的學校就是其中之一。
引入成都七中網課的班級，一般被稱為網班或直播班。葉楓所在年級有8個班，其中兩個是網班。網班通過大屏幕觀看七中的上課直播，屏幕有兩個板塊，大的板塊是本部班上課的課件，右下角的小圖像是七中老師上課，以及與同學互動的鏡頭。
網課這一形式并非東方聞道首創。成都七中東方聞道網校校長王紅接曾解釋說，1990年代中期，北京101網校、北京四中網校成立，此后遠程教育課程不斷增多。他是受到北京101網校的啟發才成立了公司。2005年，據北京師范大學教育技術學院的張曉靜等人統計，當時遠程教育發展近10年，已經有200多所網校。
但東方聞道又是不普通的：據張曉靜等人當時的調查，在網上可以登錄訪問的49所中小學網校中，只有成都七中東方聞道網校可以頒發高中學歷。它是常規課堂教學的代替模式，其他的網校都只進行課外教學輔導。近些年，河南、安徽才出現了類似模式的網校。
葉楓的學校在成都本地，底子還不錯，但校方認為，引進網課或許可以趕超七中。當時，學校將最好的資源傾斜到了兩個網班，每一科任教老師都是年級最好的，還有兩位老師是學校副校長。進入網班的學生要經過入校與分科時的兩次選拔，每次選拔的標準只有一個：成績排名。
葉楓還記得，老師們還常常鼓勵他們說，你們和七中的同學用同樣的教材，上一樣的課，沒有理由比他們差。在老師的描述里，他們仿佛通過網課與七中學生站在了同一起跑線上，但實際上，中考錄取分數的差距，令七中學生與他們之間原本就存在著難以逾越的鴻溝。
“遠端”的壓力
與普通班相比，網班同時使用兩套教材，一套是傳統的川教版書目，另一種是成都七中自己編寫和使用的配套教材。這樣一來，學生自然也有兩份作業。除了參加本校月考、期中和期末考外，網班會在其他學生放假后，另加課3天，跟著七中進行期末考試。班主任會在七中考試開始后半個小時通過傳真拿到題目，并第一時間打印出來送到考場。
不是所有課程都直播。文理科分班后，七中學生正常上體音美課程，這時，遠端老師會關掉屏幕，抓緊時間給學生們講課。網班的課程被排得滿滿當當。中午1點到2點是學校午休時間，但是網班在前半個小時會有老師來上課。晚上有四節夜自習，網班的前兩節也被安排上課，講那些直播沒有細講或者需要鞏固的知識點。
七中學生的基礎好，老師上課講的知識點他們很快就能接受。對于葉楓所在班級的同學來講，屏幕里的講課進度可能就有些過快了。但是直播不等人，他們只能被直播帶著走。聽直播的課程，難度大，節奏快，遠端學生不預習就跟不上。葉楓每次預習只能安排在晚上回家后，預習科目有6門，而且作業量大，熬夜是常有的事。
2015年，四川省西華師范大學教育學院老師楊海茹對彭州一中網課班做過一次問卷調查：彭州一中2011級與2012級網班的老師，對于遠程直播教學內容呈現方式的適合度評價，只有14%的老師認為很合適，68%選擇一般適合，還有18%選擇不合適。不適合的原因是：本校學生基礎較差，跟不上前端教師的節奏。楊海茹分析，因為成都七中生源好、基礎好，同樣的知識傳給外校的學生，對這些學生會造成很大壓力，他們需要付出更多時間消化。
通過屏幕，葉楓看到七中同學每天的作業量只有他平日的70%，但每次考試，成都七中同學的最高分要比他們的最高分高出100多分。
屏幕里的七中老師講課思路清楚，課堂氣氛活躍，而遠端教室里安安靜靜。大家像是“看客”，沒有回答問題的互動環節，有時自己班上的老師偶爾突然插一句解釋，葉楓也不知道該聽誰的。更多時候，老師全程站在后面聽課，下課后，拖堂幾分鐘講一下要點。遠端老師也負責監督學生們不打瞌睡。而遠在屏幕另一頭的七中老師，既無法與遠端學生互動，也無法及時了解學生的掌握程度。
上過網課的四川省威遠縣競力中學畢業生周周也經歷過大家普遍遇到的問題：新的教學模式沒有學生和老師間的互動和反饋；200多所網班特點不同，七中老師無法統一調整。同時對于大部分遠端學生來講，七中老師的確講課快，學生跟不上，學習得不到正反饋，非常受挫。她因此覺得，遠端老師的心理疏導極為重要。“成都七中網校不是包治百病的萬用藥，它只是一座橋梁，一種工具。”她認為重要的是，遠端學校和老師需要思考怎么使用好這個工具。
楊海茹在調查中觀察到，有些遠端學生因為情感缺失，通過直播對比七中同學豐富多樣的生活，會出現心理落差。這也減損了遠端老師的權威性。她指出，情感互動在中小學課堂非常重要，學生一方面學習知識技能，另一方面，性格、人格、價值觀的養成，都要通過情感教育，有時候課堂上老師的一個肯定的眼神也可以傳達出感情。
另據彭州一中一位不愿具名的老師介紹，由于網課的效果不太理想，該中學在2013年引入成都七中東方聞道的另一種模式，即學校引入學習七中的課件和題目，遠端老師根據班上情況進行篩選、備課，再給學生上課。使用這種模式的2014級學生在升學率等各方面情況都很不錯，比直播效果好。目前，該校已經不再使用原先的網課。
“屏幕”背后
楊海茹的問卷調查還得到了一些有實際意義的結果：大部分師生認為，語文和英語最適合直播教學，因為難度低，學生容易理解，七中老師講課有吸引力。物理、數學這些信息量大、抽象和互動少的課程大家認為最不適合直播。超過一半的學生認為，必須借助本校教師的幫助才能掌握網課的知識。
周周最喜歡網課里的語文課。2010年，作為提升教學質量與升學率的嘗試之一，她所在的競力學校引入成都七中網課。在語文網課上，課前3分鐘，七中的學生會分享有意思的事情。周周聽著屏幕里的同學講如何寫字，看著別人寫的字確實好看，自己課后也買了字帖練習。網課給她打開了一個新世界：她聽同齡人講林夕、講恐怖電影，看諾貝爾獎獲得者在屏幕另一端演講??
屏幕里七中優秀學生的學習生活狀態，激發了周周對人生成功的渴望。按周周的中考成績名次預估，原本連三本都很難考上。經過高中三年的努力，最后，她的高考成績超出一本線40分，第一次離開四川，來到北京上大學，畢業后留京工作。
2018年11月5日，四川省成都市，東方聞道公司位于成都七中的導播中心，負責向200多所學校傳輸信號。
2018年初，張偉所在的合肥六中引入一家教育科技公司的技術，開始向所在市其他高中同步直播所有課程。經過一年的實踐，張偉認為，由于起點有差距，遠端學生接受不了網課教學，跟不上，壓力大，這是所有的直播網課都會產生的問題。
對此，張偉認為，遠端老師的作用非常大，他們是決定這種模式實際效果好壞的關鍵因素。遠端學生基礎一般不好，遠端老師是課堂的監督者和執行者，需要全程陪同聽課，在課下也要多投入時間補課，積極配合解決出現的各種問題。
周周回憶自己上網課時，如果屏幕里講到超出遠端學生能力的內容，老師就會暫停或者關閉直播的聲音，用他們更能接受的方式講解，不像有些中學不考慮自身特點全部照搬教學。
在另一篇報道直播網課的文章里，四川大涼山的一所學校忽略本校老師的作用與學生的差異性，迷信七中模式，試圖把學生硬拽到相同層次，最終失敗。周周結合自己的經歷評價說，“同樣是網校，有的學校從零一本變成了10個一本，學生也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對未來充滿希望；但有的學校，將學生的無限可能性變成了一條單行道。”
黃欣是北京一所高校的教師，10年前，她曾經受成都七中東方聞道邀請，參與研究評價直播模式。她的團隊在調研時了解到，這種模式有局限性，但是受益方很多。遠端的學生中，受益最多的是優秀學生，但基礎差的學生也不是毫無受益。在這一學習過程中，學生們接受到的都是相對比較優質的教學資源，這本身就是有價值的。同時，接受網課的學校與老師也是受益方。
張偉的想法與黃欣相同。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直播的學校通過這種模式，可以在省內擴大知名度和影響力；遠端學校則引入優質資源，防止優質學生流失，提高升學率；網班增多帶來的規模化效應，讓直播公司也有利可圖。“所有人都能獲益”。
有人認為，這種模式可以在更大范圍推廣，尤其是偏遠貧困地區，以解決鄉村教育薄弱問題，推動教育公平。看到網上為“屏幕”而歡呼的聲音，教育學者熊丙奇認為，這些人不了解在線教育如何發揮作用，他們簡單地把教育理解為，只要給你提供資源，學生就會自然而然去學習。忽視了教育需要老師的教，學生的學，師生之間是共同體。“因此，對屏幕來說，在線教育的作用夸大了。”
熊丙奇認為，那篇報道把“2016年，88人考上清北，大部分考取本科”歸因于在線教育的成就，是似是而非的。這背后有國家扶貧定向招生計劃，以及地方學校加班加點的應試訓練因素。
熊丙奇認為，本校教師的作用是第一位的，在線教育只是輔助。如果簡單地認為，只要采用在線教育，就能縮小農村教育和城市教育的差距，那么必定會導致教育投入的偏差，重視硬件投入而忽視人的投入。首先要做的是，解決鄉村教師的隊伍問題，關心他們的待遇和工作環境，提高老師的積極性。
楊海茹反對一窩蜂地引用屏幕技術，認為這需要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她也想過，更好的辦法是讓學校老師去成都七中學習、交流、培訓。但是現實是，在偏遠地區，一旦老師教得好，馬上就會跑掉，因為基礎教育的老師待遇太低。
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中學的格局是“縣中模式”，即縣城中學的高考成績要比城市好，河北衡水中學就是“縣中模式”的典型代表。近些年，這種模式衰弱，“超級中學”崛起，使得小地方的優質生源和教師資源流失。
“屏幕”能否改善教育公平？張偉認為，在這種流失中，教育公平很難做到。“這里的教育公平，實際上是把一種由于出身和地緣的不公平問題磨平了。它帶來的是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考上好大學）是有可能的。”很多小地方幾十年沒有出過清華、北大的學生，這讓那里的學生也很絕望，屏幕連接優質資源，至少給了他們一點希望。
熊丙奇認為，對于因媒體報道而在近期引起關注的祿勸中學，真正起作用的不是在線教育，而是借“直播班”名義狠抓應試。他承認，升學在當下看來是貧困地區孩子改變命運的唯一途徑，但是偏遠地區面臨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高輟學率——由于考上大學的是少數，在那里，更多的家庭認為，既然考不上好大學，那么讀高中、初中也就沒有意義，于是選擇初中就輟學，而這，是一塊屏幕解決不了的問題。（應受訪者要求，文中葉楓、周周、黃欣為化名）
手機看中經
經濟日報微信
中經網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