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業界還在懷疑虛擬偶像僅是個表演噱頭，現在真實偶像藝人已經開始學習如何與虛擬偶像同框合作和競爭；幾年前，受眾還“嘲諷”虛擬偶像的粗糙和呆板，對于“粉個假人”存在心理障礙，如今它給我們帶來了難以分辨虛實的追星體驗。有市場調查機構的數據顯示，2020年中國虛擬偶像核心產業規模已達34.6億元，同比增長70.3%，預計2021年將達到62.2億元。而虛擬偶像周邊市場規模在2020年為645.6億元，2021年約為1074.9億元。調研對象中有48.9%的網民表示為虛擬偶像和現實偶像的花費基本相同，有37.6%的網民表示為虛擬偶像花費更多。虛擬歌姬、虛擬博主、虛擬模特……虛擬偶像已遍布我們的數字化生活場景，正在與其他數字虛擬產品一起建構起平行于現實世界的“元宇宙”。然而，從“紙片人”到全息影像，它們給予受眾的是否只是一種“虛假的完美”？由此引發的技術倫理是什么？它對于青少年將產生什么樣的價值影響，這些問題亟須探討。

　　虛擬偶像活躍于各大舞臺

　　虛擬偶像是基于語音合成、虛擬現實、增強現實、人工智能、全息投影、實時傳輸等數字技術設計制作出的仿真式偶像明星，它在技術和運營團隊的操控下，像真實藝人一樣既能在線上和線下場景中進行多種才藝表演活動，也在現實社會中成長和生活，與粉絲互動。盡管大量虛擬偶像脫胎于動漫或網游角色，但它們不僅存在于虛構故事中，更是一個活在真實世界里的“公眾人物”。相較于與圍棋高手進行智商大戰的“阿爾法狗”，虛擬偶像靠的是藝能和形象魅力，且人格化和社會化程度更高、粉絲號召力更強大，因此濫觴于二次元的“紙片人”迅速沖破次元壁。隨著虛擬現實技術對文化行業的滲透應用，各大資本和平臺紛紛進場“造星”，加入這個“2.5次元”新賽道的競爭中。

　　聚焦演藝界，虛擬偶像已活躍在綜藝晚會、選秀節目、個人演唱會、音樂廠牌等演藝平臺上。從“洛天依”“樂正綾”登陸央視春晚及地方衛視晚會，到“翎Ling”“RiCH BOOM”參加選秀節目與真實藝人同場競技，再到葉修、“無限王者團”、AYAYI在網文、音樂、電競、直播帶貨等領域不斷解鎖技能，在社交媒體上日常分享，大量圈粉——虛擬現實技術正在迅猛改變著演藝行業生態。

　　業務能力強、人設不塌房、專屬能陪伴

　　如同二次元與現實世界既互斥又同步，虛擬偶像瞄準真人偶像的劣勢而生，成為受眾對理想藝人、理想自我的鏡像投射。首先，以技術完美主義打造的虛擬偶像雖然喪失了真實藝人的“顆粒感”，但是它唱歌不走音、跳舞不搶拍、容顏不會老、情緒不失控、人設不塌房。對文娛企業方來說，虛擬偶像具有更好的產品可控性，成為治愈行業“偶像失格”焦慮的新流量配方。對粉絲來說，虛擬偶像成了偶像崇拜的“理想國”。在這里，虛擬偶像組合的成員不僅精通各類音樂才藝，而且個性鮮明，甚至還加入了動物、機器人，成為跨物種的全能型樂隊。虛擬歌姬經歷“電子合成音”到“人聲AI混音處理”的技術迭代，聲線更具專業性和親和力。隨著3D全息投影技術的飛速發展，它們炫目、空靈的演出場景正在建構獨有的超現實沉浸式視聽美學。

　　除了可控性，虛擬偶像在身體造型、技術支持和版權授予三個方面又具有強大的可供性——粗略、開源的出廠設定讓它成為各路設計達人和玩家理想的“元素材”和“創意池”，正好契合青少年受眾“腦補”“二次創作”等消費訴求。音樂人為它寫歌、錄歌，網友們把海量插畫、舞蹈、翻唱、服裝、美妝統統注入到這個軀殼中，按照自己的想象捏造補全它。像粉絲說的，“親手將我的一部分靈魂給予了它們”，由此建立了“邂逅、告白、相處、打造、維系”的偶像養成之路。受眾調查顯示，“專屬”和“陪伴”是虛擬偶像的價值熱詞。這樣看來，雖然真人偶像也與粉絲進行日常互動，但是虛擬偶像多了一層身份中介和假定情景，反而增強了星粉互動的輕松感和選擇性。正如粉絲總結道：“我喜歡它，正因為它的不真實。”

　　在人工智能和萬物互聯越發常態化的當下，受眾清楚自己所追捧的形象不過是“機械姬”，為何仍樂此不疲？其深層原因在于虛擬偶像將自身媒介化、平臺化了。通過IP化經營，虛擬偶像可以在音樂、游戲、文旅、教育、氣象、廣告等多種行業場景中勝任表演者、主持人、講解員和代言人。可以設想，當業內摸索出適合的故事情節和敘事模式，虛擬偶像或將以真實歌手、演員或“網紅”的身份進軍（重返）影視劇。說到底，虛擬偶像行業追求的不是“真實”，而是獲得一個加入超現實美學濾鏡的安穩寄托、一個創意皮囊和社交載體。

　　讓虛擬偶像成為先進青年文化代言人

　　采擷了現實的甜果，又剪除了現實的腐葉，虛擬的“偶像+伴侶”就這樣崛起了。當仿真實升級為超真實，就不得不重視和反思虛擬偶像對受眾的影響。當價值觀來敲門，我們發現技術給予虛擬偶像的不僅是天賦，也有原罪。

　　從受眾一方講，虛擬偶像延伸了個體視覺、聽覺、觸覺等綜合感官體驗，更易強化個體的心理沉浸和生理觸動，非理性的情感喚醒機制被加強。所以，當模仿者一步步僭越為替代者，會讓缺乏真實社會體驗的受眾尤其是未成年人加劇“誰是真實的”“什么感覺是真實的”這些根本生存困惑，而沉湎于“虛擬即人生”之中，對于社會真相出現“信任衰退”，甚至走向極端地堅信一切或懷疑一切。并且，未成年人在供養和支配虛擬偶像過程中獲得了權力控制感，使他們步入真實社會之時可能會產生心態落差和人格錯位，誘發社會孤獨感和虛無悲觀主義。再者，除了創意分享之外，虛擬偶像的社交性還訴諸心理傳播和情緒傳染，所以也會像真人偶像那樣容易引發非理性的網絡打投和對戰。由于這種“擬社會互動”被置于技術假定情景中，星粉之間會變得百無禁忌，“放飛自我”，低俗、超尺度的對話、造型和“福利”會多于真實偶像的飯圈，一些虛擬偶像正登陸賭博和色情的直播間。此外還要注意真實藝人把過火、博眼球的互動表演偷換到自己的虛擬分身上，防范劣跡藝人轉移到虛擬陣地上復出。

　　從虛擬偶像的廠家及操控者一方來講，“技術中立”不能成為避風港，“這是假的”不是免罪牌。事實上，虛擬偶像后臺的真人演員（即“中之人”）還有算法邏輯，都是抱著非常真實的流量目的去經營的。“絕對零度”的技術加上功利化的資本，不僅讓虛擬偶像極容易變成沒有任何道德倫理束縛的玩偶，還會成為“蹭熱點”、傳播不良價值觀又能規避法律監管的意見領袖。此外，一些虛擬偶像的廣告代言都不能基于真實的產品使用經驗，可能涉及誤導和欺騙消費者問題。所以，虛擬偶像的廠家不能在粉絲“氪金”時營造它的真實親切感，而涉及社會責任時又鼓吹它的虛幻無害性。

　　曾經，虛擬偶像只是二次元的空中花園，如今它成為融合多元文化的新平臺，它映射了“Z世代”人群偶像消費的媒介使用偏好，因此需要抓住機遇，讓虛擬偶像成為引領先進青年文化的代言人。例如，年輕人對虛擬偶像的態度除了高顏值，更希望看到它“整活”（做事業）。為了給“事業型”虛擬偶像做內容、補人設，網友持續不斷地與虛擬偶像共同創作和產出，形成一個個創意社群，觸發了青年群體的創新創業基因和熱情。同時我們也看到，越來越多的主流文化陣地涌現出體現年輕人審美趣味的虛擬偶像，從亮相央視五四青年節特別節目的虛擬主持人“曉央”，到漫步清華園的虛擬學生“華智冰”；從演繹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翎Ling”，到與我國航天英雄一起征戰太空、展示航天科技的數字女航天員“小諍”。虛擬偶像在推動泛文娛產業跨界升級之外，也在文化遺產傳承、科技興國、知識服務及城市形象打造等諸多方面有效地融合了主流文化與亞文化，對建構兼容并蓄、交流互鑒的社會共同體發揮了橋梁作用。當前，我國的虛擬偶像產業經過海外引進和本土化之后，進入到細分化的階段，對于它的內容、版權以及媒介倫理都需要盡早出臺相應的監管政策。文藝從業者對虛擬偶像的價值引領和使命賦予更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作者：徐海龍，系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