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青釉鼓釘三足爐
遺址發掘全景
大元通寶（八思巴文）
元青釉鬲式爐
站在太倉樊村涇元代遺址考古現場，東側是龍泉窯倉儲遺存，地面上密密麻麻地鋪著青色的碎瓷片，西側是密集的房屋基址、河道、駁岸等遺跡，昨天，考古隊執行領隊張志清指著這1.3萬平方米的發掘現場說：“發掘表明，當年這里曾是元代大型瓷器倉儲及貿易集散地，印證了太倉港在元代被稱為‘天下第一碼頭’的事實。”
2年發掘出土龍窯青瓷150噸
龍泉青瓷，是此次發掘的關鍵詞。經過2年的考古發掘，樊村涇遺址出土的青瓷碎片達150噸，這是除浙江龍泉窯址考古外規模最大的一次龍泉青瓷考古發現。此外，這也是全國惟一能與港口相對應的倉儲遺址，元代漕糧海運和明初鄭和下西洋的出海口瀏家港，距此地僅20公里左右，因此，樊村涇元代遺址考古發掘受到全國文博界高度關注，并入選2016年中國重要考古發現。
張志清告訴記者，2016年1月，樊涇河北延溝通工程開挖河道取土時，發現大量瓷片堆積，隨后蘇州市考古所和太倉博物館組成聯合考古隊進場，至2017年12月，發現房屋基址、道路、河道等各類遺跡430余處，遺物絕大多數是龍泉青瓷，器型有碗、盤、爐、瓶、高足杯、燈等40余類，其中有兩件碗底有“至元四年”（公元1338年）字款，根據出土文物的器型和上面的文字判斷，遺址年代以元代中晚期為主，延續至明初。而發現的瓷器中，95%以上沒有使用過的痕跡，很多成摞的碗、盤等連燒制時使用的墊餅都沒有去除，這種大批量、同一窯口、未使用過的瓷器匯聚于此的唯一目的，即是作為商品販賣。
浙江省博物館研究員沈瓊華認為這次考古意義非凡：“上世紀70年代韓國西南部海域發現了一艘中國元代沉船，出水的龍紋盤、奩式香爐、鳳尾尊、荷葉蓋罐等器物，在樊村涇元代遺址同樣有出土，且器型、紋樣基本一致，無疑證明了本次考古發現的瓷器有相當一部分是銷往日本、韓國等國的外銷瓷。”
見證太倉元代作為海絲重鎮繁盛一時
樊村涇已探明的遺址范圍約3萬平方米，不僅規模龐大，且倉儲區、生活區、道路與河道分布有序，表明這里作過認真的布局規劃。太倉曾經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此次發掘進一步證明了太倉在元代作為“天下第一碼頭”的輝煌歷史。
蘇州市考古研究所所長張照根告訴記者，三國時期，吳國就在太倉屯糧，但太倉最繁榮的時期在元代，與唐宋和明清漕糧只走大運河不同，元代曾經開創了漕糧海運路線，航線的起點就在太倉，當年太倉港千檣林立，物資成山，外通高麗、琉球、日本等國，號稱“六國碼頭”，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元至正二年（1342），太倉設立了慶元等處市舶分司，慶元就是今天的寧波，設立市舶分司大致相當于今天設立分海關。正是在那個時期太倉城被修筑起來，而樊村涇遺址就坐落于太倉城東門以內，瓷器在這里經致和塘、古樊村涇、半涇等水系匯入瀏河（婁江），到20公里外的外港瀏家港，轉銷至世界各地，如此長的縱深，可想而知當時太倉港的運輸規模是多么巨大。
考古發掘中，一個現象引起了專家們的關注，那就是大量的瓷器損壞嚴重，成片地鋪在地上，倉儲地有明顯被破壞的痕跡，那么當年究竟發生了什么？張照根所長認為，最大的可能與元末戰亂有關，當時除方國珍等海盜的掠奪外，張士誠與方國珍還展開了一場針對瀏家港的爭奪戰。在元至正十四年（1356），張士誠遣史文炳屠戮太倉，大火形成的煙塵直沖天空，太倉城化作一片瓦礫。此外，張士誠為了防御海盜，曾經填塞河道以屏蔽海潮，太倉碼頭從此再無販海之利，樊村涇元代遺址所發現的瓷器倉儲及碼頭、港口再無使用價值，最終湮沒成一處地下遺址。河道中的木樁間被填上了密密麻麻的瓷片，也許就是張士誠填河的遺跡之一。
一條規劃中的道路凸顯文保之爭
正因為樊村涇元代遺址如此重要，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宋新潮在現場考察時建議：“太倉應將已發現的海運遺跡點串聯起來，注重元、明兩代特色海運貿易文化的發掘，對接‘一帶一路’倡議。”
太倉當地迅速修改了規劃，將樊涇河北延工程改線，并讓出安置房片區的一部分，擬對東部發掘區和西部發掘區的核心區進行回填保護，并在遺址所處區域建設遺址公園、遺址博物館和配套歷史文化街區，希望在做好保護的同時彰顯地方文化底蘊。
然而一條規劃中的道路，卻讓文物專家們心中不踏實。在記者看到的規劃圖上，這條道路叫東港路，南北向把遺址切割為東西兩塊，并且穿越了西部核心區約1/5的面積。江蘇省考古研究所所長林留根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從保護的角度來說，我認為這條路不該修，因為它會破壞遺址的完整性。樊村涇元代遺址布局嚴整，倉儲遺存及房屋基址、道路、河道、作坊等是一個整體，失去完整性，其文物價值就會大打折扣。同時這里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可以為當地留下一處世界級的文化遺產，我們更應保護其原真性、完整性。”在樊村涇元代遺址考古項目驗收時，專家組的最終意見是遺址立即申報省級文保單位，進而申報國家級文保單位，林留根擔心的是，如果修路計劃不改，可能申報成功時，遺址已經不完整了。
在林留根看來，對樊村涇元代遺址來說，應當先論證如何保護，做好保護規劃，劃定保護范圍和建設控制地帶，在這個大框架的約束下，一方面實施科學保護，一方面討論展示和建設。他說：“珍貴的文化遺產既稀缺又不可再生，如果在工程已經確定的前提下再討論是否保護、保護多少，那么當工程建設與文物保護發生沖突的時候，就很難做到考古先行、保護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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