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網編者按: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業一度迅速發展,然而,隨著1937年全民族抗戰的爆發,民族工業的“短暫春天”結束了。在抗戰中,中國的民族資本家面對日趨衰落的民族工業,在堅持實業救國的同時,付出了極大的損失與犧牲。今天,當我們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時,民族企業家的愛國行為令人感慨和尊敬。
范旭東:“寧肯為工廠開追悼會,決不與侵略者合作”
范旭東
范旭東(1883年10月24日-1945年10月4日),湖南湘陰縣人,中國化工實業家,中國重化學工業的奠基人,被稱作“中國民族化學工業之父”。
1911年,范旭東自日本留學歸國后,歷盡艱辛,于1914年在天津塘沽創辦久大精鹽公司。他在塘沽的漁村開始研制精鹽,純度達到90%以上,生產出中國制造的第一批精鹽。 在此基礎上,范旭東為實現實業救國和發展化學工業的愿望,于1917年開始創建永利堿廠。在侯德榜等一批技術骨干的努力下,解決了一系列技術難題,于1926年實現了正常運轉,生產出優質純堿,突破了外國公司的壟斷。
塘沽淪陷后,日本軍隊包圍久大、永利廠。范旭東要求員工將廠內留下的部分藍圖和資料集中在制堿爐內燒毀,部分圖紙資料則秘密保存,為到后方建設堿廠做技術準備。抗戰期間,他在大后方創辦了久大川廠和永利川廠,推進了大西南建設,支援了抗戰,為我國民族工業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范旭東去世后,正參加重慶和談的蔣介石和毛澤東中止會談,一同前往重慶沙坪壩范旭東的家中憑吊,毛澤東親筆書寫了“工業先導,功在中華”挽聯。
盧作孚:“國家對外戰爭開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務也就開始了”
盧作孚
盧作孚(1893-1952),重慶市合川人,中國著名愛國實業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農村社會工作先驅。1925年創辦的民生公司是中國近現代最大和最有影響的民營企業集團之一。他青年時便提出教育救國,并為之奮斗。
1925年10月,盧作孚靠鄉親、朋友、地方士紳的支持,花8000元購買了一艘小輪船,創立了以航運為主要業務的民生公司。由于經營得法,公司成立后規模便迅速擴大。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前,民生公司已擁有輪船46艘,總噸位18718噸,成為我國內河航運最大的民營企業,長江航運的主力。
抗日戰爭爆發后,上海民族工業在戰火中遭到嚴重損失,遷出的工廠不及10%。搶運過程中,民生公司即發揮了重要作用。1938年10月25日,武漢淪陷。從上海、南京、武漢撤退到宜昌的重要工業物資約9萬噸均堆積在宜昌兩岸,還有近10萬多入川人員等待入川。盧作孚后來在回憶時曾寫道,那些器材是當時整個中華民族工業的精華,是國家僅存的一點元氣。全中國的兵工工業、航空工業、重工業、輕工業的生命,完全交付在這里了。
盧作孚指揮了這場后來被稱為“東方敦刻爾克”的大撤退。盧作孚向公司員工發出號召:“國家對外戰爭開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務也就開始了”。民生公司放棄了當年最后5個月里絕大部分的商業運輸機會,將上萬噸重的重要機器和軍械物資從長江下游的上海、南京運到武漢,再運往宜昌;而運費,只有平時的一半。
胡文虎:“忠于國家為先,愛國觀念不敢后人”
胡文虎
胡文虎(1882-195),南洋著名華僑企業家、報業家和慈善家,被稱為南洋華僑傳奇人物他繼承父親在仰光的一家中藥店,以虎標萬金油等成藥致富,號稱“萬金油大王”。他獨資創辦了十多家中、英文報紙,一度享有“報業巨子”的稱號,是 《星島日報》的創辦人。
抗戰期間,胡文虎全力支持抗日救國。他不僅是最早為抗日軍隊捐獻財物的華僑,而且數額巨大,是華僑中捐輸最多者。1931年“9.18”事變后,胡文虎為聲援抗日,捐款2萬元和藥品。抗戰期間,胡文虎從美國購買紗布數萬筒,以及大量藥棉和絨布,運至香港,然后轉運給江蘇、上海、北平、天津、福建、廣東等地的救護團體,他還捐獻救護車給衛生部門。同時,胡文虎在香港召集由他捐資建校的紅十字救護科畢業生500余人,組織救護隊,分批返回祖國到抗日戰場服務。為支持抗日,胡文虎先后多次認購抗日公債,得到東南亞12個城市的華僑踴躍響應,至1938年底共計認購公債近1300萬元,捐義款近2000萬元,兩項合計3300萬元,其中胡文虎一人所捐就達300萬元。
胡文虎在他所辦的報紙上寫到,“良以國家興亡,人各有責,際此全面抗戰之時,正吾人報國之日,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毀家紓難,亦份所宜。”
項松茂:“平居宜寡欲養身,臨大節則達生委命;治家須量入為出,徇大義當芥視千金”
項松茂
項松茂(1880-1932),浙江寧波鄞縣人,中國新藥業先驅。1900年,任上海中英藥房會計。1911年回到上海任五洲藥房總經理。1918年,在天津開辦五洲藥房支店,并投資建立伯特利醫院和福幼醫院。1922年,斥巨資盤進原德商上海固本肥皂廠,改名為上海五洲固本皂藥廠,生產多重新藥,首創亞林臭藥水、東吳藥棉、甘油、牛痘苗、人造自來血等國產新藥和國產固本肥皂,成為中國西藥業辦廠自制藥品和醫療器械的先驅。五洲廠的產品先后獲得了美國舊金山世界博覽會銀獎和日本東京大正博覽會三等獎。
“九?一八”事變后,項松茂積極從事抗日救亡運動,擔任上海抗日救國委員會委員,登報聲明“不進日貨”。項松茂將自己企業內全體職工編組成義勇軍第一營,自任營長,聘請軍事教官嚴格訓練,規定職工下班后訓一小時,積極備戰,招致日軍仇視。淞滬抗戰爆發后,中國軍隊前線傷亡很大。項松茂接受政府生產軍需藥品的任務,親自監督生產,日夜不停趕制藥品,供應前線急需。因日軍在上海五洲大藥房二分店被搜出義勇軍軍服,留守的11名員工全部被日軍劫走,項松茂不顧個人安危親自前往營救,被日軍逮捕至海軍陸戰隊司令部。1月31日清晨,項松茂與11名下屬同時被槍殺。
項松茂犧牲后,國民政府以“抗敵不屈,死事甚烈”予以褒揚。各界輿論高度評價項松茂的愛國精神。1982年,項松茂罹難50周年之際,時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許德珩題寫“制皂制藥重科研,光業光華異眾賈;抗敵救友盡忠誠,愛國殉身重千古”以示紀念。
劉鴻生:“寧為玉碎,不為瓦全!”
劉鴻生
劉鴻生(1888—1956),祖籍浙江定海,出生于上海,中國近代著名愛國實業家,曾被譽為中國的“煤炭大王”、“火柴大王”、“毛紡大王”、“水泥大王”、“企業大王”。劉鴻生曾給留學英國的幾個兒子寫信道:“你們知道,人們常常稱我為‘火柴大王’……我這種努力并非出于自私,因為我想,只有用這樣的組織手段,我們才能真正地發展和保護我們的民族工業。”
抗日戰爭爆發后﹐頂著“大王”光環的劉鴻生積極參加抗敵后援工作。他擔當了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副會長、上海市傷兵救濟委員會會長和上海市抗日救國物資供應委員會總干事。他還組織了劉氏企業傷員救護隊,并動員子女參加淞滬會戰愛國后援工作。隨著戰爭的擴大,劉鴻生在日本侵略軍占領區內的企業受到損失,華商上海水泥停滯、大中華火柴停工、中華碼頭遭到破壞、華東煤礦限產縮支。為了躲避日本人的拉攏和威逼,1938年6月一個夜晚,劉鴻生悄悄登上英商太古輪出走香港。此時,他剛滿50歲。劉氏在滬的所有產業即被日軍以“敵產”接管,財產損失達1000萬元以上。劉鴻生憤憤地表示,“寧為玉碎,不為瓦全!
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后,西南地區成為抗戰大后方。但此地經濟落后,物資匱乏,急需打開工業生產局面以支援抗戰。劉鴻生轉赴內地,與民營企業或官僚資本合資設立華業和記火柴公司﹑大中華火柴公司﹑中國火柴原料公司﹑中國毛紡織公司﹑西北毛紡織公司等,積極支援抗戰。
榮氏兄弟:“天道變,世道卻不變。我只想老老實實辦實業”
榮德生(左)、榮宗敬(右)
榮氏兄弟,即榮德生、榮宗敬兩兄弟,江蘇無錫人,著名的民族企業家。1896年,榮氏兄弟開設廣生銀莊,業務興旺,但他們認為“錢莊放賬,博取微利”,不如投資實業。當時,他們目睹免稅外國面粉大量進口,銷路甚暢,遂決定籌辦面粉廠。到1921年止,榮氏兄弟經營開設的面粉廠達12家,分布于上海、無錫、漢口、濟南等地,各廠面粉暢銷全國,其“兵船”牌面粉,更遠銷英、法、澳及東南亞各國,一戰間出口達80萬噸,在國內外市場上享有盛譽。榮氏兄弟為中國民族面粉工業的發展立下了汗馬功勞,成為中國有名的“面粉大王”。
面粉廠經營的成功,進一步促進了他們投資實業的濃厚興趣。1915年榮氏兄弟創辦申新紡織公司。1922年止,申新已有4個廠,產紗綻達13萬余枚,成為一個具有相當規模的紡織企業公司,20年代的紗綻增長率甚至超過了在華日商紗廠。申新的“人鐘”牌棉紗與“兵船”牌面粉一樣,暢銷于市場,成為全國聞名的棉紗之一,榮氏兄弟因此又被譽為舊中國的“棉紗大王”。
八年抗戰期間,留駐在沿海省份的榮家企業絕大多數都沒能逃脫被摧毀或被掠走的命運,其中如申新八廠、茂新一廠在戰火中化為一片廢墟,約有1/3的紗綻、一半以上的布機及1/5的粉磨均被破壞毀損,幸存下來的機器和設備,也大都被敵人“軍管”劫奪。留居上海的榮宗敬目睹手創的事業被毀于一旦,精神上受到嚴重創傷,1938年2月,榮宗敬郁積成疾,撒手離世。(中國經濟網 李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