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稅體制改革持續深化

　　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財稅體制改革不是解一時之弊，而是著眼長遠機制的系統性重構。

　　預算管理制度更加完善、稅制改革取得重大進展、財政體制進一步健全……黨的十八大以來，一系列財稅體制改革蹄疾步穩、縱深推進，基本確立了現代財政制度框架，為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了有力支撐。

　　深化改革的同時，財政實力不斷增強。統計顯示，我國財政收入從2012年11.7萬億元增長到2023年的21.68萬億元，支出規模從12.6萬億元增加到27.46萬億元，有力保障和促進了經濟社會事業全面發展進步。

　　預算管理實現突破

　　2024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223950億元，增長3.3%；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285490億元，增長4%；發行10000億元超長期特別國債，專項用于國家重大戰略實施和重點領域安全能力建設……今年3月召開的十四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一份沉甸甸的“國家賬本”接受了全國人大代表的審查并獲得通過。

　　作為“國家賬本”，預算報告反映了國家的“錢”從哪里來、到哪里去，關系國計民生。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預算管理制度改革實現歷史性突破，標準科學、規范透明、約束有力的預算制度基本建立。

　　新預算法明確規定，政府的全部收入和支出都應當納入預算。通過改革，政府預算體系不斷健全，其中，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進一步完善，更好發揮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功能作用；在實施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基金中央調劑制度并逐年提高調劑比例的基礎上，自2022年起實施養老保險全國統籌制度，建立全國統籌調劑資金，對均衡地區間基金負擔、保障養老金按時發放發揮了關鍵作用。

　　同時，年度預算控制方式不斷改進，建立跨年度預算平衡機制，實施中期財政規劃管理，有效發揮對年度預算和部門預算的指引作用。

　　“花錢要問效，無效要問責”，寶貴的財政資金要花在刀刃上、真正用出實效。2018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全面實施預算績效管理的意見》，明確了預算績效管理改革的時間表和路線圖。各地區各部門加快構建全方位、全過程、全覆蓋的預算績效管理體系，貫穿事前事中事后的績效管理機制不斷完善，績效結果與預算安排實現有機銜接，為提高財政資源配置效率和資金使用效益、推動提升積極財政政策效能提供了有力支撐。

　　堅持“開前門、堵后門”，地方政府債務管理制度不斷加強，構建起地方政府債務閉環管理制度體系。從嚴整治舉債亂象，堅決遏制隱性債務增量、妥善化解隱性債務存量，制定實施一攬子化債方案，穩步推進法定債務和隱性債務合并監管，嚴格落實終身問責、倒查責任的問責機制，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

　　“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預算公開關系到對政府部門工作的監督和約束，對建設陽光政府、責任政府、服務政府具有重要意義。今年3月26日，2024年中央部門預算集中向社會公開，這是中央部門連續第17年曬出“賬本”。此外，地方各級政府2023年預算和2022年決算公開率均為100%。預算公開制度不斷強化，向人民群眾交出了政府花錢的“明白賬”。

　　“預算管理制度改革沿著建立現代預算制度的目標前進，預算管理制度日趨完善。”中國社會科學院財政稅收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楊志勇說。

　　稅制體系不斷優化

　　2024年6月底，2023年度個人所得稅年度匯算進入尾聲。廣大納稅人通過個稅“賬單”驚喜地發現，去年開始實施的提高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子女教育、贍養老人3項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扣除標準，讓個稅減負更加明顯。

　　個人所得稅制度改革，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稅制改革取得重大進展的一個縮影。通過一系列改革，稅種科學、結構優化、法律健全、規范公平的稅收制度體系加速構建，稅收功能得到有效發揮。

　　法者，治之端也。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落實稅收法定原則。稅收法律制度體系不斷完善，18個稅種中有13個已完成立法，增值稅、消費稅等其他稅種立法工作正在持續推進。

　　作為宏觀調控的重要工具，減稅降費受到市場高度關注。我國持續精準實施減稅降費，大幅減輕企業負擔，實現“放水養魚”，宏觀稅負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處于較低水平。2024年，我國繼續落實好結構性減稅降費政策，重點支持科技創新和制造業發展。

　　北京國家會計學院副院長、教授李旭紅認為，實施精準的稅費支持政策，從短期來看，直接降低了企業成本，緩解了企業資金困難，穩定了市場預期，助力各類經營主體恢復元氣、輕裝上陣；從長期來看，進一步激發了企業發展的內生動力和活力，為經濟高質量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微觀基礎。

　　2016年5月1日零時，餐飲住宿業首張增值稅專用發票在北京民族飯店開出。這一天，征收了66年的營業稅告別了我國稅收舞臺。從2012年實施營改增試點到2016年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再到增值稅改革持續深化，簡并下調增值稅稅率，完善留抵退稅制度，我國基本建立了與現代化經濟體系相適應的增值稅制度，實現對貨物和服務全覆蓋，貫通服務業內部和二三產業間的抵扣鏈條，打造公平中性的稅收環境。

　　個人所得稅改革關系千家萬戶。2018年8月，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通過了修改后的個人所得稅法，初步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被稱為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改革。除了提高減除費用標準外，還設立了子女教育等6項專項附加扣除項目，調整優化稅率結構，有力促進了收入分配公平，百姓獲得感不斷增強。2022年新增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專項附加扣除，2023年提高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子女教育、贍養老人等“一老一小”專項附加扣除標準，進一步減輕納稅人生育、養育、養老負擔。

　　此外，綠色稅制體系逐步建立，全力服務美麗中國建設。環境資源稅收改革逐步深入，礦產資源稅從價計征改革全面實施，開展水資源稅改革試點；環境保護稅法出臺施行，實現排污費制度向環境保護稅平穩轉移，稅收促進資源節約、環境保護和綠色發展的功能得到強化。

　　稅收征管體制持續優化，納稅服務和稅務執法的規范性、便捷性、精準性不斷提升。從2015年到2021年，中辦、國辦3次印發稅收征管改革方面的文件，充分體現了黨中央、國務院對稅收工作的高度重視，也充分彰顯了新時代稅收工作的重要性。

　　從“合作”到“合并”再到“合成”，稅收征管改革始終堅持與稅收制度改革協同推進，納稅人繳費人的獲得感持續增強，稅收在國家治理中的基礎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進一步彰顯。

　　“稅收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稅收現代化構成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內涵。我國各項稅收征管改革全面推進，提高了征管效率，優化了稅費服務，強化了稅務執法，也提升了政府治稅水平。”李旭紅說。

　　財政體制更加科學

　　知識產權工作涉及宏觀管理、授權確權、運用促進、保護、公共服務等方面，如何在中央與地方之間厘清權責關系？2024年1月1日起實施的《知識產權領域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方案》進行了明確具體的規定，對全面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工作、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和知識產權強國戰略提供了有力支撐。

　　黨的十八大以來，財政體制改革邁出新步伐，權責清晰、財力協調、區域均衡的中央與地方財政關系逐步形成，有力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2016年8月，國務院印發《關于推進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的指導意見》，明確了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的基本原則、主要任務和具體要求，第一次比較系統地提出從政府公共權力縱向配置角度推進財稅體制改革的思路。

　　此后，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持續向縱深推進，出臺實施基本公共服務領域中央與地方共同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方案，以及生態環境、知識產權等分領域改革方案，逐步形成“1+N”改革方案體系，基本確立中央領導、合理授權、依法規范、運轉高效的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模式框架。

　　同時，中央與地方收入劃分改革與時俱進，結合稅收制度等改革進展情況，考慮稅種屬性，在保持現有中央和地方財力格局總體穩定的前提下，明確增值稅“五五分享”比例，調整完善稅收返還、出口退稅和增值稅留抵退稅分擔機制等，既確保中央實施宏觀調控所需必要財力，又保護地方積極性。

　　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制度改革持續深化，在前期提高一般性轉移支付比例、清理整合規范專項轉移支付的基礎上，結合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等情況，改革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體系，創設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共同財政事權轉移支付，明確三類轉移支付功能定位，加強引導調節，有力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按照預算，2024年優化對地方轉移支付，加強地方財力保障，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保持一定規模，安排102037億元，同口徑增長4.1%。

　　省以下財政體制是構成政府間財政關系制度“四梁八柱”的重要部分。近年來，省以下財政體制改革邁出實質性步伐，逐步建立健全“權責配置更為合理、收入劃分更加規范、財力分布相對均衡、基層保障更加有力”的省以下財政體制。

　　“政府間財政關系的規范化，更好體現了社會主義國家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中央財政宏觀調控能力大大增強。政府間財政關系的現代化促進了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支持了各級政府公共服務的有效提供，推動了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建設。”楊志勇說。 （經濟日報記者 曾金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