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陰霾未散，世界經濟復蘇乏力、增長曲折，發達國家與新興經濟體之間實力對比變化顯著，世界政治經濟秩序和格局面臨重構；新冠肺炎疫情席卷世界，全球面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逆全球化加劇，令原本就不穩定的世界更加動蕩；全球性問題種類繁多且復雜多變，地區熱點此起彼伏，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和新干涉主義有所上升，傳統安全威脅和非傳統安全威脅相互交織……可以說，當今世界最大的風險，就是日益凸顯的不穩定、不確定。這一趨勢在經濟領域表現得尤為突出。
2021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正確認識和把握五個新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并將“防范化解重大風險”作為其中重要內容，正是立足兩個大局、深刻洞察世界動蕩變革大勢給出的科學判斷，也是我國直面“不確定”構建發展確定性的關鍵一招。
在把握經濟規律中應對不確定性
有經濟學家預測，在新冠肺炎疫情、烏克蘭危機等一系列風險挑戰下，全球經濟將進入“三高一低”格局，即高利率、高通脹、高債務和低增長。歷經了蓬勃發展的全球化和總體上的經濟繁榮之后，世界經濟呈現出發展乏力、對抗博弈加劇、逆全球化思潮上升、風險擴散加速等態勢，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
幾十年來，中國深度融入全球化進程，在世界的發展中發展。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全球性變革和風險加劇在國內經濟領域的投射。
從我國自身看，所處的發展階段、錨定的發展目標、現實的發展趨勢等都呈現出一系列新特征。社會主要矛盾發生重大變化，發展模式從規模擴張轉向質量提升，改革發展穩定任務艱巨繁重，經濟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雖然發展前景向好，但也面臨著結構性、體制性、周期性問題相互交織所帶來的困難和挑戰，加之新冠肺炎疫情沖擊，經濟運行面臨的壓力可想而知。
一系列新情況、新變化、新目標、新要求，必然會帶來新的問題。我們通過幾十年高速發展積累了雄厚的物質基礎，也具備了開啟現代化新征程的有利條件，但兩個大局相互交織，疫情沖擊持續反復，我國在面臨前所未有發展機遇的同時，面臨的風險和挑戰亦前所未有。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2022年的經濟工作要穩字當頭、穩中求進。也就是說，首先要確保經濟發展的穩定性，在此基礎上謀求更好發展。一個“穩”字，既凸顯了發展不確定、不穩定因素明顯增多的客觀情況，又明確了下一階段經濟工作的側重點和著力點，給出了在充滿不確定的環境中構建經濟發展確定性的清晰指向。
在一個更加不穩定、不確定的世界中謀求發展，就必須從不確定性出發，觀察經濟運行的基本態勢，形成對經濟運行的基本看法；從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的憂患意識出發，評估各項政策效果，考察市場主體行為；從構建發展的確定性出發，堅定不移做好自己的事情，不斷做強經濟基礎，推動高質量發展。唯此，才能成功應對各種可以預料和難以預料的風險，“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臺”。
牢牢把握“最強基礎” 充分發揮“顯著優勢”
我們黨歷來高度重視防范化解重大風險，始終堅持正確認識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和階段性問題，不斷調整思路和戰略。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強調要發揮好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對可能出現的各種風險挑戰時刻保持警醒：強調居安思危，見微知著，避免發生重大風險；部署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動仗，做好應對各種形式風險挑戰的一系列準備；明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抓好實體經濟、金融系統等重點領域……歸根結底，就是無論國際風云如何變幻，都堅定不移做好自己的事情。
做好自己的事情，首要的是確保實體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牢牢盯住實體經濟領域可能出現的風險。實體經濟基礎不牢，經濟全局就會地動山搖。
綜觀歷史上資本主義周期性經濟危機，其實質都是生產過剩，也就是實體經濟出現了扭曲，矛盾不斷累積，形成總爆發、硬著陸。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正是由于危機發源地美國在發展理念和實踐中都過于重視虛擬經濟、忽視實體經濟，才釀成次貸危機，進而造成危機如海嘯一般在全世界蔓延�！白约旱氖虑椤庇星l萬條，但穩住了實體經濟，就能穩住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的底盤。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在經濟領域辦的頭等大事就是化解實體經濟風險，重點是解決產能過剩問題。我國曾經出現的產能過剩范圍之廣、數量之大、影響之深，并不多見。以鋼材為例，2014年一年時間，鋼材綜合價格指數從99.14點下跌至83.09點，降幅達16.2%。進入2015年，下跌趨勢不但沒有減緩，反而更加劇烈，半年降幅就達19.7%。面對嚴重的產能過剩情況，黨中央按照消化一批、轉移一批、整合一批、淘汰一批的思路作出工作部署，經濟的、法律的、行政的手段齊上陣，搶在事態惡化之前剎住了車。
在此基礎上，中央進一步判斷：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因素，供給和需求兩側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深層結構性問題不容忽視，供給與需求之間的錯配和不適應已經是累積風險的重大源頭。比如，我國一些行業和產業產能嚴重過剩，同時大量關鍵裝備、核心技術、高端產品還依賴進口，是供給側、生產端出了問題；又如，農業的一些供給沒有很好適應需求變化，在一些年份中，大豆生產缺口很大，玉米增產則超過了需求增長，牛奶等產品還難以滿足消費者對質量、信譽保障的要求；再如，居民的部分消費需求在國內得不到有效供給，消費者將大把鈔票花費在出境購物、“海淘”購物上，購買的商品從奢侈品向電飯煲、馬桶蓋這樣的普通日用品延伸。事實證明，如果不從生產端入手解決問題，不使供給和需求達成新的動態平衡，不但已經存在的問題難以解決，而且會引發諸多新矛盾。由此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并大力深入推進，正是不斷化解實體經濟風險的務實舉措。
在行動上果決，也要在理念上深化。從如何認識產能過剩問題，到如何認識實體經濟，再到如何處理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關系……我們反復強調實體經濟的極端重要性，逐步清晰實體經濟與其他領域的關系，特別是金融與實體經濟的關系問題，提出金融必須回歸為實體經濟服務的本質，在推動實體經濟優化結構、提升質量的同時，避免金融反映以及放大實體經濟領域存在的扭曲。這也是保證我國中長期經濟發展“成色”的重要一環。
有研究認為，基于對金融與實體經濟關系的認識不同，不同國家的長期發展實力對比會發生明顯變化。以中美經濟實力差距的“喇叭口”變化為例，2004年，美國和中國的GDP分別約為12萬億美元和2萬億美元，美國經濟實力約是中國的6倍；到了201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10周年時，美國和中國的GDP分別約為20萬億美元和14萬億美元，美國經濟實力是中國的1.5倍左右。其中，固然有美國作為國際金融危機發源地而遭受重挫的原因，也反映出金融脫離實體經濟的惡果在較長一個時期內都難以消除。即便美國等西方國家看到了實體經濟的重要性并推動“制造業回流”，但長期形成的政策取向、價值取向以及資源配置態勢難以掉頭，以至于在危機爆發多年后，依然面臨實體經濟基礎不牢的痛點，甚至在更長一個時期內導致經濟復蘇乏力。這些國家在實體經濟上栽的跟頭不小，教訓也是深刻的。
作為一國經濟的立身之本、財富之源，實體經濟對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性怎么強調都不過分，必須牢牢抓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不斷夯實實體經濟基礎，做到“正氣存內，邪不可干”。
充分發揮超大規模市場優勢 增強發展主動權
大國經濟的特征都是內需為主導、內部可循環。在當前國際形勢充滿不穩定性不確定性的背景下，立足國內、依托國內大市場優勢，充分挖掘內需潛力，十分重要。
我國擁有全球最完整、規模最大的工業體系、強大的生產能力、完善的配套能力，以及1億多市場主體和1.7億多受過高等教育或擁有各類專業技能的人才，有包括4億多中等收入群體在內的14億多人口所形成的超大規模內需市場，正處于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快速發展階段……這些都充分表明，我國經濟潛力足、韌性強、回旋空間大。在逆全球化思潮上升和世紀疫情對經濟發展構成嚴重沖擊的情況下，超大規模市場資源將形成可持續發展的巨大優勢。一方面，經濟增長的內需潛力將不斷釋放，繁榮國內經濟、暢通國內大循環；另一方面，國內市場能夠為各類產品和服務提供消化和循環的空間，并在此過程中實現產品創新、產業升級、技術迭代。2021年，我國內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79.1%。未來一個時期，國內市場主導國民經濟循環的特征會更加明顯。
面向未來，我們要以擴大內需為戰略基點，把滿足國內需求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加快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大力推進科技創新及其他各方面創新，加快推進數字經濟、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形成更多新的增長點、增長極。這不僅能夠在短期內有效應對金融風險和外部沖擊，而且還會不斷鞏固和增強超大規模市場優勢，進而將市場資源優勢轉化為內涵式增長優勢，轉化為新時代新階段參與國際競爭與合作的新優勢，在任何風險挑戰面前牢牢把握發展的主動權。
從這些角度來看，我們反復強調要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并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歸根結底就是以“做好自己的事情”來抵御一切可以預料和難以預料的風險挑戰，這也是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的根本舉措。
高質量制定政策 高質量執行政策
一個時期以來，國際環境不確定性因素增多，國內經濟恢復仍不穩固、不均衡，形勢比預期的更加復雜，推動經濟穩定運行面臨的困難比預料的更多。在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中，預期轉弱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最為深遠。如果投資者對企業和行業發展信心減弱，就會喪失投資意愿，消費者對未來一個時期的穩定收入信心減弱，就會不敢消費、增加儲蓄。消費和投資都乏力，供給與需求都收縮，進而帶動預期繼續波動，形成整體上經濟下行的勢頭。
面向不確定構建確定性，政策的坐標要穩，政策的發力要準。中央要求“必須堅持穩中求進，調整政策和推動改革要把握好時度效，堅持先立后破、穩扎穩打”“各地區各部門要擔負起穩定宏觀經濟的責任，各方面要積極推出有利于經濟穩定的政策，政策發力適當靠前”，進一步強調政策作用，并對宏觀政策、微觀政策、結構政策、科技政策、改革開放政策、區域政策、社會政策作出具體部署，正是意在以政策之“錨”穩預期、強預期。
以政策之“錨”穩預期、強預期，關鍵在于高質量制定政策、高質量執行政策。在政策制定上要充分評估政策影響，加強風險意識，堅持系統觀念，根據形勢變化及時作出動態調整；推動改革要把握好時度效，必須將“不確定性”作為常態化考量的重要內容，精準研判政策出臺時機與推進節奏，既要對經濟領域慎重決策，也要充分考慮非經濟領域政策對經濟領域的影響，防止局部合理政策疊加后造成負面效應的“合成謬誤”；執行政策要堅持實事求是、穩扎穩打，不能超越發展階段、脫離實際情況想問題、看問題、解決問題，不能把長期目標短期化、系統目標碎片化，尤需防范將整體任務簡單一分了之的“分解謬誤”，造成政策目標落空無法實現。
以政策之“錨”穩預期、強預期，當前的重點在于因應形勢、精準施策，推出有利于經濟穩定、有助于解決堵點的政策。具體到做好今后一個時期的經濟工作，就是宏觀政策要穩健有效、微觀政策要持續激發市場主體活力、結構政策要著力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科技政策要扎實落地、改革開放政策要激活發展動力、區域政策要增強發展的平衡性協調性、社會政策要兜住兜牢民生底線。尤其是政策發力要打好“提前量”，及時精準預判，抓住關鍵節點，力爭始終走在市場曲線前面。
總而言之，經濟社會發展是一個系統工程，需把戰略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結合起來，綜合考慮政治和經濟、現實和歷史、物質和文化、發展和民生、資源和生態、國內和國際等多方面因素。既要考量政策的短期效果，又要研究中長期影響；既要著眼于推動單一領域發展，又要看到關聯領域態勢；既要瞄準單一目標發力，又要充分考慮相關舉措對實現全局發展目標的影響。
邁上新的征程，“婁山關”“臘子口”還有不少，各領域短期內難以解決的深層次、結構性矛盾都有隨經濟下行而“水落石出”的風險，但我們依然有正視困難、堅定信心的底氣。我國經濟韌性強，長期向好的基本面不會改變，支撐經濟平穩健康發展的有利因素和條件仍然不少，依然處于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留有足夠的政策空間和充足的政策工具儲備。只要堅定不移做好自己的事情，尊重客觀實際和群眾需求，堅持系統思維，做好科學謀劃，加強調研、慎重決策，就能穩定宏觀經濟，推動經濟實現質的穩步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在化解已有風險的同時不增加新的風險點，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
（調研組成員：經濟日報記者 欒笑語 于 泳 郭子源 原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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