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通過反壟斷法規制知識產權應謹慎

　　在數字經濟背景下，知識產權制度能夠形成創新激勵，增強創新動力。然而，知識產權具有天然的排他性和獨占性，可以形成市場競爭優勢地位，不少人認為應通過反壟斷法予以規制。如何實現知識產權制度和競爭政策的科學銜接和合理統一，推動整個社會的創新和發展，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4月13日至14日，由騰訊研究院與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知識產權研究中心聯合主辦的“2019知識產權南湖論壇·互聯網分論壇”在河南鄭州舉行，與會嘉賓圍繞這一問題展開了研討。

　　與會嘉賓表示，知識產權法和反壟斷法殊途同歸，都以提高社會運行效率，促進經濟發展為目標，但是方式路徑差異很大。在處理知識產權法和反壟斷法的關系時，需要保持反壟斷法的謙抑性，尤其在互聯網等新業態領域，通過反壟斷法規制知識產權應當謹慎。

　　北京達曉律師事務所管理合伙人吳一興認為，知識產權法在立法之初就非常注重對權利類型的限制，采用列舉式的方式規定知識產權的權利類型及其內容，盡量避免不合理壟斷的產生。一方面，知識產權法已經設計了有較為完善的權利架構、許可制度以限制知識產權的濫用。另一方面，還有諸如合同法、民法總則等其他法律能夠引用，規范知識產權許可行為。在此情況下，在知識產權領域適用反壟斷法應謹慎。

　　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知識產權與競爭法研究所所長寧立志認為，反壟斷法不可缺位，但是利用反壟斷法介入知識產權領域，一定要有充足的依據，沒有依據不可為。反壟斷法有強干預性功能，是一種對于經濟的深度干預。正因為如此，反壟斷法的動用一定要慎之又慎。

　　“反壟斷法對知識產權要堅持既不缺位，也不越位的態度，知識產權有天然的不斷膨脹的趨勢，所以反壟斷法不能缺位。”寧立志說，“但是如果反壟斷法過度介入知識產權領域，對于知識產權和創新環境可能造成不利影響。從技術上來說，在適用順位上，應遵循知識產權法——民法——反不正當競爭法——反壟斷法的順位，將反壟斷法的適用放在最后。”

　　浙江理工大學法政學院院長王健也表示，反壟斷法適用于知識產權領域的時候，必須要有充分的理由和依據。反壟斷法首先必須要尊重知識產權，對于知識產權領域的法律問題，如果能夠適用知識產權法來加以解決，就應當適應知識產權法，只有在知識產權法本身解決不了問題的時候，才應需要考慮引入反壟斷法的相關規定。

　　深圳大學法學院院長葉衛平指出，應努力在知識產權法和反壟斷法之間找到合適的平衡點，來解決知識產權和反壟斷法交叉領域的法律問題。首先，對于知識產權的保護不應是“最嚴保護”，而應是“最優保護”，合理設定知識產權的保護限度，確保有利于增加社會福利和創新水平。其次，知識產權的最優保護集中體現在保護的“長、寬、高”問題上，即保護期限、保護范圍和保護強度三個方面。應善于在產權規則、責任規則和競爭規則之間來尋求和實現知識產權的最優保護路徑。最后，對于知識產權領域特定行為的分析，不管是適用知識產權法還是反壟斷法，都將涉及到實施成本的問題，必須平衡不同方面的價值訴求。

　　北京大學法學院副院長薛軍認為，在數字經濟快速發展的今天，傳統的契約法理論仍然十分重要，并應作為社會治理的一個重要基礎。“進入數字經濟時代以后，個體獲取信息的渠道也趨于多元化，個體的理性程度并沒有弱化。契約依然可以作為互聯網領域治理的一個重要基礎。由此，法律應采取審慎態度，不應當過度干預，要給企業間的競爭和共治留足契約自由的空間。”薛軍說，“在互聯網經濟領域的治理結構中，應當引入一些多元化、多層次的治理機制。例如，對于大型平臺和企業在某方面是否應當被規制，除了監管部門的意見之外，還可以引入一些社會性的評議機制，考察公眾接受度。”

　　（經濟日報 記者：袁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