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奔涌創新潮

　　神州奔涌創新潮

　　——科技改革發展四十年回望（上）

　　本報記者 陳 磊

　　如果說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歷程是一部厚重的史詩，那么科技改革發展則是其中蕩氣回腸的一章。從“科技是生產力”到“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再到“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從“科教興國”到建設創新型國家和世界科技強國，從“自主創新”到“創新驅動發展”，回顧40年中國科技事業發展軌跡，不難發現：改革驅動創新，創新驅動發展，對中國而言不僅是時代的選擇，更是歷史的傳承。

　　改革永不停步，創新未有窮期。

　　“科學的春天”：發改革開放之先聲

　　1978年，中國農科院院長金善寶已經82歲了，但就在這一年，他突然覺得“又煥發了青春的活力，要把82歲當成28歲來過”。

　　因為這一年的3月18日，他參加了全國科學大會。

　　第三次復出的鄧小平在大會開幕式操著那熟悉的四川口音，鄭重提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一部分”等著名論斷。

　　這些現在看來早已是共識的話語，在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當時，卻是石破天驚，振聾發聵，更令像金善寶這樣的知識分子如獲新生。

　　鄧小平旗幟鮮明地對科技發展的關鍵性的認識問題，予以撥亂反正。

　　科技的地位徹底改變了。這位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重申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一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并提綱挈領地指出，“四個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以后黨關于科學技術的一系列政策、方針都基于此理論基礎。

　　知識分子站起來了。知識分子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不再是異類，是“自己人”，這就推倒了壓在科教界知識分子頭上“兩個估計”的大山，砸碎了“臭老九”的緊箍咒。

　　科研工作恢復起來了。鄧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向科學家們誠懇地表白：“我愿意當大家的后勤部長�！彼�在講話中談到黨如何領導科技工作，科研機構要建立技術責任制，實行黨委領導下的所長分工負責制。

　　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發表了題為《科學的春天》的書面講話：“這是革命的春天，這是人民的春天，這是科學的春天！讓我們張開雙臂，熱烈擁抱這春天吧！”這不單是郭沫若的詩情畫意，更是整整一代知識分子求解放的心聲。

　　全國科學大會迎來了“科學的春天”，是一次改弦更張的大會，它的里程碑意義還在于，發改革開放之先聲，成為思想的解放和理念上的宣示，全社會崇尚知識和科學蔚然成風，開啟了中國科技發展的新紀元。功莫大焉！

　　改革，必須先松綁后解放。

　　1978年5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文章發表后，全國掀起關于真理標準的討論。國家部門中第一個做出反應的就是科學口。科學界率先表態支持，還為此專門召開座談會，在思想輿論上為黨的改革開放布局營造了良好氛圍。

　　同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這個具有時代標志意義的會議提出了科技政策的方向，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積極發展同世界各國平等互利的經濟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進技術和先進設備，這為以后引進技術做了鋪墊；大力加強實現現代化所必需的科學和教育工作，為科技教育事業大發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也為后來系列計劃、基金的出臺埋下伏筆。

　　打破桎梏后，科技界恢復元氣。清算“極左”思想，平反冤假錯案�；謴涂萍脊芾頇C構，加強科技隊伍建設。1977年恢復高考；1978年恢復研究生制度，改革開放后第一批公派留學生踏出國門；1979年恢復技術職稱和職務，1980年恢復學位。龍門陡開，江鯽飛躍。

　　上個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現代科技正經歷著一場偉大的革命，我國科技界開始關注并研究新的世界產業革命以及對策研究等重大課題，體現了中國科技創新政策的國際視野，也為科技體制改革啟動做了輿論準備。

　　與此同時，科技立法也擺脫了一片空白的尷尬。據統計，1980年到1985年制定的有關科技組織、人員管理、物資供應、檔案工作和成果獎勵等方面的科技法規達幾十項之多。

　　吹皺一池春水 科技體制改革大幕開啟

　　其實，科技界的一池春水早已暗潮涌動。

　　陳春先，這個造出中國首個托卡馬克裝置的核聚變專家，因為美國硅谷的考察之旅，徹底改變了自己的人生軌跡。回國后，他立志要建中國的硅谷，地點就在中關村。揣著借來的200元錢，他與中科院同事創辦了北京等離子體學會先進技術發展服務部，后來被認為是中國民營科技企業的雛形。

　　在經歷質疑、辱罵和嘲笑中，他的創業事跡得到國家領導的肯定。隨后，四通、信通、聯想等科技公司，在后來聞名全國的電子一條街相繼誕生。雖然陳春先沒有像步其后塵的柳傳志們那么成功，但他是科技人員下海的第一個弄潮兒，功不可沒。

　　一個湖南的科研機構株洲市電子研究所也“紅”了。這個“自收自支”的事業單位成立幾年，不僅沒向國家要一分錢，還賺了600多萬元。它的“法寶”正是國家科委鼓勵的技術合同制�！拌F飯碗”被打破后，釋放的經濟勢能和創新潛能令人始料不及。

　　與此同時，一場“星期六工程師”的現象吹皺一池春水：許多工程師周末下鄉鎮企業“走穴”。蘇州、無錫、常州地區成為上海智力及技術資源的強輻射區，成為“星期六工程師”的最早受益者。這種自發互惠、雙贏的悄然嘗試，當時引發了熱烈爭議，但也得到上層的認可。

　　1978年之前，我國受蘇聯模式影響，產生了以高度集中管理和單一計劃調節為顯著特征的科技體制。計劃經濟衍生了一套龐大的科研體系，其弊病暴露無遺：運行機制單一，科技與經濟脫節，研究機構不活，科技力量分散，人事制度僵化，科研機構人員過剩。積累的弊端，外加面臨的國際競爭，改革勢在必行。

　　春江水暖鴨先知�？萍脊芾聿块T開始考慮如何將“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論斷落在實處。1982年黨的十二大召開，中共歷史上第一次把科技列為國家經濟發展的戰略重點。同年，全國科技獎勵大會提出了“經濟建設必須依靠科學技術，科學技術工作必須面向經濟建設”的戰略指導方針。

　　1984年，中共中央頒布了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后，科技體制改革已箭在弦上，成為先騎兵，且方向明確——“面向經濟建設”！

　　1985年中國科技體制改革大幕開啟。中共中央作出《關于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從宏觀上制定方針和政策，明確科學技術必須為振興經濟服務等，從而為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的轉化以及高新技術產業化的發展，奠定了政策基礎。

　　《決定》是把80年代初的許多改革試驗正式化，科技體制改革進入“競爭與市場”階段。

　　《決定》為技術作為商品提供了理論邏輯和政策依據。既然國家實行的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那么科學技術特別是技術，也應該是商品，就可以在市場買賣或有償轉讓，所以要開辟技術市場，允許技術市場交易。

　　在運行機制方面，改革撥款制度，用競爭的方法分配政府的投入資金。實質是減少對科研機構穩定支持的事業費，增加競爭性的項目支持。在組織結構方面，要改變過多研究機構與企業相分離的狀況。促進研究設計機構、高校、企業協作聯合。在人事制度方面，尊重智力勞動，鼓勵人才合理流動。扭轉對科學技術人員限制過多、人才不能合理流動和智力勞動得不到應有尊重的局面。

　　改革引發了爭議：把技術當作商品就是褻瀆神明，是商品拜物教觀念；科研單位都端著“金飯碗”，“斷奶”的陣痛刻骨銘心。堵住經費這一頭，同時“網開一面”：技術成果是商品，可以在市場流通。一時間，科研人員和科研成果或被迫、或自愿向經濟建設主戰場流動。

　　在新的科技經費管理制度下，國家減少和消除縱向資金渠道的方法，使科研單位被分成了全額撥款、差額撥款、減撥直至停撥等幾大類不同對象，區別對待。

　　科技研究面向市場，會不會造成基礎研究的弱化？1992年，新的改革方針為“穩住一頭，放開一片”�！胺�住一頭”就是穩定支持基礎性研究和基礎性技術工作；“放開一片”就是放開放活技術開發機構、社會公益機構、科技服務機構等。

　　從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初，國家加大基礎科研工作力度，建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制度，設立支持搞基礎性研究的攀登計劃，恢復職稱評定，加強中科院建設，建立博士后制度，建設國家重點實驗室。同時，我國先后批準建立了53個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1987年前后，我國提出科技長入經濟的新策略，推進國民經濟發展依靠科技進步為主的改革。1978年鄧小平說“科學技術是生產力”，10年后他又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科技領域一場全新的生產關系變革，呼之欲出。

　　與此同時，新時期中國的科技計劃體系也逐漸形成。1982年，國家第一個科技計劃——國家科技攻關計劃實施。1986年，鄧小平親自批準實施“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即“863計劃”，跟蹤世界高技術的發展。

　　與此相呼應的，還有燒旺的“兩把火”：“星火”（計劃），把先進適用的技術播撒到農村大地；“火炬”（計劃），面向高科技產業，把改革之火燒向了城市。由于“讓開大道，占領兩廂”，經濟戰線生出兩個新的增長點和突破口——鄉鎮企業和民營經濟。

　　謀篇布局，深化試點，創新體系建設初露端倪

　　20世紀90年代，以信息技術、生物技術為代表的科技革命風起云涌。中國進入經濟增長快車道，卻遭遇到橫亙在前的嚴峻挑戰：經濟快速增長主要依靠資源、資金和人口紅利的推動，粗放式發展難以解決產業結構不合理、技術水平落后、勞動生產率低等問題。加速國民經濟增長從外延型向效益型的戰略轉變已迫在眉睫。

　　1995年5月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頒布的《關于加速科學技術進步的決定》向全世界傳遞了這樣一個信息：中國要把經濟建設轉移到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的軌道上來，要堅定不移地實施科教興國的戰略。

　　緊接著，再次召開繼1978年之后的全國科學技術大會，強力宣傳貫徹“科教興國”的戰略：堅持“把科技和教育擺在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位置，增強國家的科技實力及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的能力”。

　　科教興國，引領了這一歷史時期科技體制改革的發展方向。

　　隨著知識經濟和國家創新體系概念和理論的廣泛傳播，中科院1997年12月向中央提交了《迎接知識經濟時代，建設國家創新體系》的研究報告。199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出建設國家創新體系的重大決策，決定由中國科學院率先進行建設國家知識創新體系的試點工程，真正建立起中國自己的創新體系。

　　199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加強技術創新，發展高科技，實現產業化的決定》，將技術和創新的概念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首次明確“企業是技術創新的主體”，企業成為新一路生力軍。

　　不過，要解決科技與經濟“兩張皮”的問題，必須尋找突破口。企業不愿做大，小富即安，國立科研機構沒有創新動力。國家也曾嘗試推動科研機構試點，讓其進入企業，但這種“拉郎配”均以“分手”告終。

　　國家部委研究機構拉開企業化轉制改革大幕。1998年，國務院機構改革，15個國家部委被撤銷。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原10個國家局所屬242個大型科研機構也隨之進行企業化轉制試點。它們可自主選擇改革方式，包括轉變成科技型企業、整體或部分進入企業和轉為技術服務和中介機構等。

　　這是一個脫胎換骨的過程�？傮w來說，經過轉制，轉制科研院所增強了技術創新活力、企業化經營能力，勃發自我成長的生機，國家科技力量的布局得到優化�？蒲袡C構的事業費削減后，大部分開發型科研機構直接面向經濟建設第一線，90%以上的收入來自市場。從“等靠要”到向市場要效益，從“小富即安”到產業領頭羊，中國鋼研、中聯重科、烽火通信等企業經歷了破蛹化蝶的蛻變。同時，社會公益類科研機構也進行分類改革，更加強調管辦分離，逐步擴大自主權。

　　此外，民營科技企業作為推動中國高新技術產業的一支新生力量，得到了直接的資金支持，也獲得了更加平等寬松的政策環境。

　　伴隨著科教興國的時代洪流，《科技進步法》《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相繼實施，促進了技術產業化，中國的院士制度開始實行，中國工程院建立，中科院知識創新工程穩步推進……中國科技與經濟發展已開始融合，中國的科技創新體系從初露端倪走向日漸完備。

　　新世紀為創新型國家勾畫藍圖

　　2005年10月12日，中國航天的歷史鏡頭定格在酒泉衛星發射中心。也就在費俊龍和聶海勝乘坐神舟六號開始“太空之旅”的前一天，即2005年10月11日下午，中共第十六屆五中全會在北京閉幕。隨后發表的“會議公報”強調，今后中國將“立足科學發展，著力自主創新”。

　　“神六”上天，自主創新“生根”。

　　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處于全球化產業鏈低端的尷尬漸漸暴露：一臺PC計算機只能“賺一捆大蔥錢”；核心技術受制于人使我國關鍵技術和設備大部分依賴進口；非典暴發暴露了公共衛生應急系統的短板以及我國民生科技的薄弱；面對加入世貿組織的新形勢，仿制之路已被堵死……

　　放眼世界，國家的發展有資源型、依附型和創新型3條道路可走。自主創新，成為中國最新認定的方向。這也成為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的核心理念。

　　2002年，黨的十六大提出制定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次年6月，國務院成立了規劃領導小組。隨后，動員和調集全國2000多名專家分設20個專題進行戰略研究，歷時兩年完成了《綱要》的編制工作。

　　規劃綱要制定之初，也有爭論。站在十字路口，國家決定必須堅持自主創新，自主創新不是關起門來搞封閉創新，它并不排斥開放創新，是通過提高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等各種創新能力，倒逼中國企業轉變發展方式。

　　2006年1月的全國科學技術大會上，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出了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決策；隨之頒布的《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確定了今后15年我國科技發展的指導方針是“自主創新、重點跨越、支撐發展、引領未來”，并明確到2020年使我國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同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出《關于實施科技規劃綱要增強自主創新能力的決定》。

　　至此，加強自主創新，走創新型國家的發展道路，已成為國家意志。

　　規劃貴在落實。2006年國務院發布《實施〈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的若干配套政策》，從財稅、金融、產業、政府采購、引進消化吸收、知識產權等10個方面提出60條政策措施，有針對性地解決當時制約自主創新的主要政策問題。

　　2007年2月，國務院原則批準大型飛機研制正式立項，拉開了啟動中長期科技規劃的16個重大專項的序幕。

　　重大專項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新型舉國體制模式的實踐。這16個重大專項涉及信息、生物等戰略產業領域，能源資源環境和人民健康等重大緊迫問題，以及軍民兩用技術和國防技術。

　　黨的十七大進一步把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作為國家發展戰略的核心、提高綜合國力的關鍵，強調把增強自主創新能力貫徹到現代化建設各個方面。

　　我國開始由制造大國向創新型國家邁進。

　　（感謝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院長胡志堅、中國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科學技術史系教授王揚宗提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