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現階段，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特征就是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這個基本特征，是我們抓經濟工作必須把握的大前提、大邏輯。他強調，高質量發展是我們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確定發展思路、制定經濟政策、實施宏觀調控的根本要求。如何把握高質量發展的科學內涵？在實踐層面怎樣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重大課題，需要深入研究探討。
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必須轉向高質量發展
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那么何為高質量發展？馬克思曾提出外延擴大再生產和內涵擴大再生產兩種方式。根據馬克思的劃分，高投入所帶動的高增長無疑是外延擴大再生產；而以提高效率為特征的高質量發展，則是內涵擴大再生產。對高質量發展，中央也有明確的解釋，是創新成為第一動力、協調成為內生特點、綠色成為普遍形態、開放成為必由之路、共享成為根本目的的發展。
在經濟學里，發展與增長確實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美國經濟學家金德爾伯格在1973年出版的《經濟發展》一書中作過這樣的解釋：“如同一個人，增長是指身高體重的增加，發展則是指知識素質的提升。”由此他進一步指出，增長重點強調的是經濟總量，發展雖然也要有一定的總量，但重點強調的卻是經濟質量。
全面理解高質量發展的科學內涵，我體會應把握三個要點：一是以科技創新為動力；二是以資源集約和節約為前提；三是以提升產出質量和效率（競爭力）為目標。用一句話概括，就是要通過動力變革實現經濟發展的質量變革與效率變革。如果這樣理解高質量發展，那么接著的問題是：我國經濟為何要從高速發展轉向高質量發展？我們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看：
從對外出口看。無須諱言，我國過去幾十年經濟高增長得益于成功實施“出口導向戰略”。可2010年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后，外部環境發生了變化，美國等西方國家推行貿易保護主義，開始圍堵中國的出口。由于我國出口到發達國家的產品大多是勞動密集型產品，這類產品其他發展中國家也生產，而且成本比我們更低。在中高端產業方面，由于美歐發達國家近年來大幅減稅吸引了高端制造企業回流，而我國中高端制造業卻相對落后，因此要想靠出口中低端產品拉動經濟已經難以為繼。
從國內投資需求看。自2010年以來，我國的投資和消費增長率出現了下滑趨勢。國際經驗表明，當一個國家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大規模基礎設施投資已經完成，若繼續加大基礎設施投資，其邊際收益必然大幅遞減。目前我國所面臨的困難正是如此，我們不僅擁有了較為完備的公共基礎設施，而且已建成了中低端制造業體系。隨著投資空間的逐步縮小，今后若再主要靠投資拉動經濟也已難以為繼。
從供需結構看。經濟學有一個基本原理：收入決定消費。意思是說：中低收入群體對中低端產品有消費需求；中等收入群體消費升級會產生新的消費需求；高收入群體對具有高附加值的高端產品有需求。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中高收入群體在日益擴大，需求結構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可長期以來我們的生產要素卻集中于中低端產業，導致中高端產業發展相對滯后，從而造成了中低端產品過剩與中高端產品短缺的矛盾。這種局面不改變，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也將難以為繼。
正是基于以上現實，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實現高質量發展，是保持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必然要求，是適應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必然要求，必須深刻認識、全面領會、真正落實。
轉向高質量發展必須推動產業跨越式升級
人類社會經濟發展史表明，產業升級通常是從“勞動密集型”升級到“資本密集型”，然后再從“資本密集型”升級到“技術密集型”。需要研究的是，中國經濟實行高質量發展是否也應遵循這一升級路徑？我們是否能超越這一路徑而實現跨越式升級？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要弄清楚傳統產業升級的路徑是怎樣形成的。
農業是最古老的產業之一。眾所周知，人類早期農業的生產效率極低，直到17世紀工業革命到來，機器的發明推動了機械農具的采用，農業才得以升級。不過到19世紀末，農具的自動化程度雖不斷提高，但種植技術卻未有大的改進，故此前的農業稱為“傳統農業”。進入20世紀后，生物技術開始應用于農業，傳統農業便升級為現代農業。
事實上，在工業化中期之前，其他產業的升級路徑也是如此。如制造業先從手工生產升級到機械化生產，然后再升級到智能機器生產。服裝業最初也是手工縫制，后來采用半自動縫紉機，而今天則采用全自動化機器。也正因如此，馬克思當年用“資本有機構成”反映企業的技術進步水平。
所謂資本有機構成，指的是由企業技術構成決定的資本價值構成。假定某企業原來一個工人操作一臺機器；而現在一個工人操作5臺機器，這樣技術構成就提高了5倍。技術構成提高，資本有機構成當然也隨之提高。由此可見，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的過程，就是產業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升級的過程。應當追問的是：工業化中期之前，為何產業會普遍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升級？
馬克思解釋有兩個方面原因：一方面，企業有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動機，為取得超額利潤，行業內部的企業必然出現競爭；另一方面，由于產品的市場價格不由某個企業決定而是由市場決定，這樣企業要爭取超額利潤只能降成本。比如有兩家企業生產玻璃杯，每只市場價格為10元。當價格由市場鎖定后，企業要賺取更多利潤就必須降低生產耗費或者提高生產效率，可這兩者都需使用先進的機器。
要指出的是，馬克思分析的是工業化中期前的情形。當工業化進入中后期，特別是第三次新技術革命后，產業升級卻發生了變化，有不少企業直接從勞動密集型躍升為技術密集型，也有企業一經設立便是技術密集型，微軟、英特爾、蘋果公司等就是典型的例子；國內的大牌制藥企業“同仁堂”“九芝堂”等，產業升級也主要靠提升技術含量，而不是提高有機構成。
為何微軟、蘋果公司不再走傳統產業升級的老路？對此我們可借助經濟學的“受價”與“覓價”原理作分析。所謂“受價”，是指企業只能被動地接受市場價格；“覓價”則是指企業可以自主決定產品價格。經濟學指出，有的企業之所以能夠“覓價”，是因為此類企業有獨特的領先技術，別人無法與其競爭，他可通過調控產量主導定價。
問題的關鍵就在這里。一個企業一旦擁有了覓價權，爭取超額利潤就無需降成本，當然也就用不著提高資本有機構成。同時，由于市場上存在眾多的潛在競爭者，為了維護自己的覓價權，企業會不斷加大創新投入，讓產品向更高的技術層面升級。現實生活中不乏這樣的例子，蘋果手機已升級到iPhoneXS，可蘋果公司自己主要是做研發，產品生產加工卻委托給了別的企業。
分析至此可得出三點結論：第一，產業升級是部門內企業競爭的結果，目的是爭取超額利潤；第二，產業升級路徑取決于覓價權，企業沒有覓價權會向資本密集型升級，而有覓價權則向技術密集型升級；第三，覓價權來自獨特的領先技術，一個企業要想實現產業跨越式升級，前提是必須擁有自主創新的領先技術。
推動產業跨越式升級必須依靠創新驅動
我國要實現產業跨越式升級，必須轉換發展動力，從過去的投資、出口拉動轉換為創新驅動。這樣就引出了一個問題：如果科技創新是產業升級的驅動力，那么科技創新的動力從何而來？目前人們的共識是通過體制創新推動科技創新。關于體制創新與科技創新，習近平總書記有個非常精辟的比喻：“如果把科技創新比作我國發展的新引擎，那么改革就是點燃這個新引擎必不可少的點火系。”
通過體制創新增強科技創新動力，必須明確科技創新的主體和不同主體追求的目標，因為創新主體和目標與創新動力緊密相關。目前流行的說法是，科技創新主體有三個：一是政府；二是企業；三是科技人員。我的看法，政府是體制創新主體而非科技創新主體，政府可推動科技創新但不直接從事科技創新；企業與科技人員是創新主體，但兩者追求的目標卻又有所不同。
政府作為體制創新主體，其動力來自對民族復興的追求。鴉片戰爭后一百年，中國積貧積弱，新中國成立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一直是我們追求的目標。可是建國初的一個時期，由于西方國家的封鎖，經濟發展處處受制于人。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與全國科技大會召開，明確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與“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由此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新時期。
企業的創新動力，則來自對利潤最大化的追求。有利潤最大化的牽引，照理企業應該積極創新，可時下不僅國企缺乏創新動力，民企也普遍創新不足。究其原因是創新有風險。美國經濟學家奈特在《風險、不確定性與利潤》一書中曾將企業分為三類：風險偏好型；風險規避型；風險中型。由于創新失敗的概率高，而大多企業又屬風險規避型，若沒有相應的風險分擔機制，企業當然不愿創新。
科技人員的創新動力，一方面來自他們的報國情懷，另一方面也來自對自身利益的關切。但無論出于何動機，科技人員都不會缺少創新動力。有數據顯示，我國專利申請連續幾年居全球之首，年均超過100萬件；到2017年底專利擁有量已超過100萬件。兩個100萬足可佐證這一判斷。
由此看來，當前增強創新動力，重點是在政府與企業。關于推動體制創新，關鍵是要通過中央頂層設計，并利用中央的權威加快“放管服”改革，進一步破除各種束縛創新發展活力的桎梏，最大限度減少政府對市場資源的直接配置，最大限度減少政府對市場活動的直接干預，讓億萬群眾的聰明才智得到充分發揮，推動經濟依靠創新提質增效。
增強國企創新動力，關鍵是激勵或約束企業高管層。有兩招：一是將技術創新（如研發投入）作為企業績效考核的重要指標；二是對高管層采用“工資+期權”的薪酬機制：工資與年度績效掛鉤，期權與整個任期的創新收益掛鉤。鼓勵民營企業創新，關鍵是建立創新風險分擔機制，問題是這種機制如何建？從國際經驗看，創新板市場是分散風險的有效機制。納斯達克（創新板）對推動美國技術創新居功甚偉，而英國1995年也開放了創新板（AIM）。我國的創新板雖然已經在上海設立，但進出機制尚待完善，這方面的改革力度還應進一步加大，以便為企業創新提供融資平臺并分擔風險。（本文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副校長(副院長)、中央黨校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 王東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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