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5月3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浦東開發辦公室和上海市浦東開發規劃研究設計院正式成立。 （資料圖片）
上個世紀80年代后期，上海得了嚴重的“城市病”，這是擁擠不堪的弄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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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1980年10月3日的頭版。 （資料圖片）
圖為楊浦大橋建成不久后拍攝的照片。楊浦大橋于1991年5月1日開工，1993年9月15日建成通車，總投資13.3億元，是連接浦東、浦西兩岸的重要交通紐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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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5月，從浦西看浦東陸家嘴。 （資料圖片）
1998年的陸家嘴金融貿易區初現規模。 （資料圖片）
今日陸家嘴風景線。 劉思弘攝
編者按 1993年12月13日，在上海寒冷的冬日中，89歲高齡的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堅持冒雨視察楊浦大橋。當他看到浦東新區翻天覆地的變化后，老人家興奮地吟出了“喜看今日路，勝讀百年書”的詩句。
20世紀80年代看廣東，90年代看浦東。無論是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大局中，還是在中國區域經濟的版圖中，上海浦東新區都占有重要位置。20世紀90年代，在改革開放的緊要關頭，按照“不能收，要比過去更開放”的殷殷囑托，上海干部群眾以“殺出一條血路”的決絕，只爭朝夕，一日千里，向國人貢獻了難能可貴的“浦東速度”“浦東經驗”“浦東精神”。
1990年春節，上海市下起了并不常見的大雪，紛紛揚揚的雪花帶給人們一絲驚喜。在上海西郊，一座綠蔭掩映的賓館內，鄧小平第三次在上海度過春節。
窗外，不時傳來賀新春的爆竹聲，焰火不斷在空中閃過。但是86歲的鄧小平沒有休息，而是在不斷思考，一根接著一根抽煙。外表平靜，心騖全球大勢，一項重大的戰略決策正在內心形成。
除夕之夜，他同上海黨政軍負責人共慶新春佳節。祝福和展望未來聲中，他鄭重地對上海市領導提了一個問題：請上海的同志思考一下，能采取什么大的動作，在國際上樹立我們更加改革開放的旗幟。
鄧小平說話一向簡短直白，言語中也沒有晦澀難懂的理論色彩，微言大義。聽者也明白鄧小平此話的分量。那么，是什么樣的動作呢？
要再造幾個“香港”
“我過去說過要再造幾個‘香港’，就是說我們要開放，不能收，要比過去更開放。不開放就發展不起來。”
上世紀80年代末，國際風云急劇變幻，就像一場魔術讓全世界的觀眾目瞪口呆。
當時，中國的經濟狀況并不為海外投資者看好。中國在改革開放、經濟建設、國際關系等方面遭遇困難。
在連續的幾次談話中，鄧小平都談到了中國的對外開放：
“現在國際上擔心我們會收，我們就要做幾件事情，表明我們改革開放的政策不變，而且要進一步地改革開放。”
“我過去說過要再造幾個‘香港’，就是說我們要開放，不能收，要比過去更開放。不開放就發展不起來。”
1979年，鄧小平一錘定音，批準了在中國南方邊陲舉辦經濟特區，在遠離北京政治中心的幾個小鎮，向世界開了扇窗戶。經過10年的發展，曾經的邊陲小鎮已經變成了一個現代化城市，深圳以年均經濟增長26.9％的速度創造了經濟特區奇跡。
曾有一個美國新聞代表團在訪問中國期間去了深圳，其中一位成員在其訪問手記中記錄了這樣一段對話：
“真沒想到，這個普通美國人聽也沒聽說過的城市（指深圳）有這么多高樓大廈。跟它一比，我覺得我們那個城市就像個小漁村。”
“我覺得這些年被自己的同行們騙了，他們總說中國怎么怎么不好。”
10年后，鄧小平顯然已經不滿足于深圳、珠海這幾個經濟特區的對外開放，他要找到更強有力的支撐點，撬動中國改革開放在更高的起點上加快發展。因此，他說，要再造幾個“香港”。
在哪里造“香港”呢？
鄧小平的視線投向了上海，投向了上海黃浦江東面的那塊土地。
令人憂心的困境
上世紀80年代后期實行雙軌制后，原材料價格上漲，但上海產品的生產、銷售、定價仍被“計劃之手”牢牢控制。計劃定價，一件棉毛衫的利潤只有2分錢，企業還有什么活路？
那時的上海在改革開放、經濟與社會發展過程中面臨著重重困難，時任市長的朱镕基也面臨著巨大壓力。
1980年10月3日，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在頭版發表了上海社會科學院一位學者的文章《十個第一和五個倒數第一說明了什么？——關于上海發展方向的探討》，直言上海面臨的困境。
文章列舉了上海經濟指標在全國10個第一后，稱上海城市建設等方面有幾個全國“倒數第一”：市區平均每平方公里有4.1萬人，城市人口密度之大，為全國之“最”；人均綠化面積僅0.47平方米（像一張《解放日報》那么大）。建筑之密，廠房之擠，道路之狹，綠化之少，均為我國大城市之“最”；上海市區按人口平均計算，每人居住面積為4.3平方米，4平方米以下的缺房戶有918000多戶，占全市戶數60％左右，缺房戶比重之大，為全國之“最”；上海平均每萬輛車一年死亡人數為42.5人，車輛事故為全國大城市之“最”。
此文一出，反響強烈。文章戳到了上海的痛處。報社收到300多篇來稿，當天的《解放日報》零售脫銷。
造成這種城市畸形發展的原因很多，比如城市發展沒有邊緣的約束，攤大餅式地四面擴張，久而久之，城市布局嚴重不合理和城市運行嚴重不經濟，上世紀80年代的上海可以說是這種表現的經典案例。
曾在1981年至1985年任上海市市長的汪道涵退休后曾遺憾地說過這樣的話：“在我當上海市市長期間，每天早晨我看到馬路上有那么多的煤球爐在生火，到處是煙霧騰騰，那么多馬桶在馬路上刷洗，我真感心痛。”
曾任浦東新區區長的胡煒回憶：“上世紀80年代初的時候，我是黃浦區的房地局長，當時上海人的居住環境非常窘迫，那時實行的是福利分房的政策，只有困難戶才可以分到福利房，人均2平方米才符合條件。當時我到一戶家庭走訪，這戶人家是三代七口人，11平方米，他們是怎么睡覺的呢？他家有張上下鋪的床，四個人睡在上下鋪，一個人打地鋪，一個人睡在桌子上，一個人在箱子上擱塊板睡在上面。如果要在家方便，其他人就要出去，夏天洗澡也只能出門回避，這也造成上海的弄堂總是那么熱鬧。”
正因為一直心存這種內疚和深深的不安，汪道涵從上世紀80年代初起就籌劃要開辟一個上海新區，以解決上海在城市發展中的困難。而這種內疚和不安也深深地埋藏在上海的不少領導干部心中，日后成為浦東開發開放的一種巨大的原動力。
當時，海外回來探親訪友的僑胞，幾乎可以熟門熟路地找到幾十年前的舊居——上海大部分地方幾乎沒變過。要說變了，那就是鐵銹和腐木比以前更多了——上海曾被時任美國總統的福特稱為“生銹的城市”。來華采風的意大利電影藝術家安東尼奧尼把上海稱為“二戰前西方建筑藝術的活化石”。
往事不堪回首，上海這個中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曾有“東方巴黎”之稱的城市怎么會是這樣的狀態！
擺在時任上海市委、市政府面前的是一連串讓人尷尬的數字：新中國成立后，上海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從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間，物價年平均上漲率只有1.3％。而到了80年代后期實行雙軌制后，原材料價格上漲，但上海產品的生產、銷售、定價仍被“計劃之手”牢牢控制。計劃定價，一件棉毛衫的利潤只有2分錢，企業還有什么活路？
上海《解放日報》也發表記者的文章，直言上海：一邊是幾千種商品價格上漲，一邊是地方財政收入的連年滑坡。
從1978年至1990年，上海國內生產總值從272.8億元增長到了744.6億元，年均遞增率為7.45%，比同期全國平均的8.72%低1.27個百分點。在這12年中，上海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略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的只有3年，其余9年均低于或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因此，上海的綜合經濟實力在全國的地位已大大下降，1978年上海創造的國內生產總值、社會總產值、國民收入和工業總產值，占全國的比重分別為7.60%、8.65%、8.16%和13.0%，而1990年已分別下降到了4.21%、5.37%、4.29%和4.85%。
這一時期，上海以計劃經濟為主，產業結構以國有企業為主。在1979年從安徽鳳陽小崗村掀起并席卷全中國的農村改革大潮，并未使上海直接受益。在城市改革方面，上海又比中國的其他城市晚了5年。承包、租賃及用工制度等改革已由重慶、武漢、沈陽、廣東搶得先機，上海卻沒有動作。
美國著名咨詢智囊庫——蘭德公司的專家說，中國的經濟中心已出現南移趨勢，廣東將取代上海。
但是，這位“長子”——“溫順的大兒子”，仍“對內地負起經濟責任”，仍在為全國“供血”。1985年前，中央政府對上海的財政基本上是屬于“統收統支”，用曾擔任上海市市長汪道涵的話說：“上海是中央財政。”具體來說，就是上海當年的利稅收入上繳中央，上海要用錢再向中央申請。
上海曾被稱為“中國計劃經濟的堡壘”，到了上世紀80年代后期，中國出現了計劃和市場的雙軌制，計劃和市場不斷地博弈著，引發了許多奇特的現象。一段時間內，長期計劃體制下所產生的“路徑依賴”使得上海不得不承受更大的困難。
朱镕基是從國家經委來到上海的，到任后他發現自己手中沒有錢、沒有物。上海沒有礦產資源，原先生產需要的原材料是由國家統一計劃調撥，但是雙軌制后上海只好拿桑塔納、彩電、冰箱去和兄弟省市換原材料，甚至連豬肉都要換，市政府開會時還要通報豬肉庫存。
經濟學家、上海社科院原副院長姚錫棠清晰記得當年汪道涵經常召集各部委開會，每次總會說到一個話題——“今年的原材料缺口怎么辦”。
姚錫棠道出了其中的原因：上海有技術、有人才、有傳統、有經驗，唯獨沒有原材料。之前是依靠國家全力保障上海。1978年改革開放，以廣東為代表的南方地區經濟迅速崛起，蘇浙沿海也迸發出強大活力，各地經濟都在快速發展，都需要大量的原材料。因此，上海的原材料就更加緊缺了。
因為這種艱難的情況，日后上海就有了開發浦東——建設“新上海”，減輕“老上海”壓力的強烈沖動。
1988年4月25日，朱镕基在上海市九屆人大一次會議上作為市長候選人發表演講。他坦言：“到上海來了后，這三個月的白頭發比什么時候都多。”他大聲說：“目前上海的困難還沒有走到谷底，應該有一種危機感，然后從危機感里面激發起奮發圖強的精神，哀兵必勝啊！”
對于上海的困境，朱镕基提到了“浦東開發”。他說，目前我們的希望是開發浦東，黃浦江上面多建幾座大橋，把工廠、人口向浦東疏散，這樣舊市區才便于改造。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浦東是上海未來的希望，那邊要建設一個“新上海”，以減輕“老上海”的壓力。所以對開發浦東，江澤民同志很重視，最近要主持討論這個問題。這個建設是一個宏偉的計劃，不可能在短期實現，但是我們總是要扎扎實實地去工作，先苦后甜。
會上，一個明晰的共識印在了每個代表的心間：浦東是上海未來的希望，那邊要建設一個“新上海”。
寧要浦西一張床，不要浦東一間房
黃浦江，上海的母親河真是有點偏心，她在奔向大海的途中彎了一下腰，把繁榮送給了浦西，把落后留給了浦東。
如果面對中國地圖，平心而論，浦東是一個一馬平川的好地方，是由中國的母親河長江夾帶的泥沙，經歷千萬年積淀而成，故有人稱之為“長江之子”。
在整個中國的版圖上浦東屬于長江三角洲平原，是“大三角”中的“小三角”。浦東東臨大海，西邊緊靠終年不凍的黃浦江。屬于北亞熱帶季風氣候，年平均氣溫16℃左右，全年無霜期約230天。這片肥沃的土地不像中國的北方雨水少而常常發生干旱，也不像中國的南方雨水過多而造成土壤中石灰質的流逝，日照充足雨水適宜，是典型的中國江南平原。
按理，浦東應該像歐洲地中海沿岸的國家靠著海洋繁榮起來。但公元1525年，明朝沿海地區官員都接到了一道皇帝的“海禁”圣旨——銷毀了出海的船只，封建統治者開啟了與世隔絕的海禁。面朝大海的浦東人，日復一日地勞作，海浪周而復始地洗刷著海灘。大海彼岸與他們毫無關系。
曾有學者從地理上分析了浦東不能向海洋發展的原因：浦東東瀕大海，長期泥沙淤積的結果，使沿海海底層盡是“鐵板沙”，船舶不但不能停泊，而且還有危險。“潮來皆水，潮去成涂，沙性堅硬，故名‘銅沙’，海船誤行其上必碎。”因此，數十里浦東海岸基本上無港口可言。
而浦東的西邊有一條黃浦江，是上海的母親河，蜿蜒114公里，從西南方流入上海，橫穿市區后直抵東面的吳淞口，注入長江，通向太平洋。
世界上有很多城市被一條河流穿越。如紐約、倫敦、巴黎、布達佩斯。這些城市并沒有因為一河穿越影響共同繁榮。但在上海，就因一條河的原因造成了兩岸經濟社會的巨大落差。
其實，浦東現代經濟起步并不晚，1864年以前上海開辦的9家外資船廠，有5家在浦東。1890年，當時中國最大的火柴廠燮昌火柴公司在浦東投產。此后，世界煙草巨頭英美煙草公司、中國“毛紡大王”劉鴻生都在沿江開設工廠。英美的石油公司如美孚、亞西亞、德士古等公司也在黃浦江東岸占據了很長的岸線，開設油庫碼頭。
浦東的這種沿江碼頭經濟發展，也打破了阡陌縱橫的鄉村景致，伴隨著村落一批批的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工廠、碼頭、倉庫或居民點。浦東開始向城市化發展。
碼頭經濟吸引了大量貧困的、破產的上海周邊地區的農民，他們舉家劃著小舢板來到浦東，上岸后船底朝天當屋頂遮風避雨。有的連船也沒有，找點蘆席稻草竹竿，搭個草棚，作為棲身之所，俗稱“滾地龍”。沿江碼頭、倉庫、工廠外圍幾乎全是草棚，形成了棚戶區，也就是貧民窟。
這些棚戶區的居民抬首可望黃浦江對岸外灘高樓摩天，霓虹閃耀，自己卻終生蝸居“滾地龍”中，或與月光或與燈油廝守相伴。
100年前，一位海外來訪者這樣描述了浦東沿江景象：遠眺蘆葦叢生的江灘，但見滿是擱淺的遇難船只殘骸和漂浮上岸的貨物，還有木樁和水坑。夏日西下，江灘上暑熱難擋；到了冬季，西北風同樣呼嘯肆虐。寄生此地的人們也許能得到些許實惠，但我們很難承認對拖家帶口的居民而言，這是個理想的棲息之地。
也就從20世紀初開始，黃浦江開始漸漸變寬了。從1907年起當局開始進行疏浚航道，形成寬闊的江面，通行萬噸巨輪的黃金水道。大量的商船可以通行無阻了，但也造成在黃浦江上架橋更加困難，因為橋面必須高于江面數十米，才不致影響通航。而要便于汽車過橋，引橋必須建得很長。過江難就這樣形成了。
在上海人眼里，黃浦江就像一條天塹。兩岸交通只靠一葉小舟擺渡，江面遼闊，一旦風狂浪涌，就有舟翻人亡的慘相。
也因為這條天塹，上海開埠后城市的發展改變了走向，即由東向西發展，也就是從黃浦江的西面外灘開始，之后有了公共租界，有了南京路，甚至在上世紀的30年代，還有了在上海的北面興建大上海中心的計劃。因為上海向西發展的思路，到了上世紀80年代浦東和浦西已經完全不能比了。
浦東市政建設落后，交通不便，文化設施幾乎空白。上海一位叫陸幸生的記者回憶：上世紀80年代他到浦東做一次“深入采訪”。由頭竟是：浦東地區沒有一家公家的新華書店，浦東的學生要買復習資料，要到浦西來；于是浦東有個張姓的年輕人，在人行道上搭建了一間一層半小房子，鋪面賣書，上面是個直不起腰的閣樓供睡覺。
“太落鄉了（上海方言，意為落后的地方）！”有人提及浦東不免會用輕蔑的口吻這樣說。上海人的住房緊張，但卻說“寧要浦西一張床，不要浦東一間房”。
在上海的版圖上，黃浦江繞了一個彎后流入長江口。故有作家寫道：黃浦江，上海的母親河真是有點偏心，她在奔向大海的途中彎了一下腰，把繁榮送給了浦西，把落后留給了浦東。
這一狀態終于從1990年的那個春天起開始改變。1990年春節期間，上海市領導人向鄧小平匯報了開發開放浦東的設想。鄧小平欣喜地說，這是個好事。
2月13日晚，鄧小平返回北京，在前往火車站的途中同朱镕基談話。在談到開發浦東時，鄧小平帶著惋惜和鼓勵口氣說：你們搞晚了。但現在搞也快，上海條件比廣東好，你們的起點可以高一點。從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我就在鼓動改革開放這件事。膽子要大一點，怕什么。
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的眼中開發浦東絕非是上海一地的事，對于上海在對外開放方面擁有的優勢：地理位置、交通條件、人才資源、國際交往的聯系和經驗等等，他看得清清楚楚。
鄧小平已經將上海浦東開發開放視為手中的一張王牌，開發浦東“不只是浦東的問題，是關系上海發展的問題，是利用上海這個基地發展長江三角洲和長江流域的問題”。這意味著，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國對外開放的區域開始由南向北轉移。這又是中國改革開放史上一個具有戰略意義的大轉移。
此時，中國的改革開放、經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都已經到了一個關鍵性的、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的新階段。在這個關鍵的“十字路口”，急需在整體思路上尋找到新的突破口，在地域上需要一個帶動力強、腹地廣闊、對國內外可產生巨大帶動效應的城市或地區進行更大程度的先行開放試驗，以此來促進中國對外開放的進一步深入。
鄧小平的視線越過層層迷霧，穿透歷史和未來。一種嶄新的思路在他心中形成：浦東開發開放要成為一項跨世紀國家戰略。
經歷過戰爭年代，指揮過千軍萬馬的鄧小平深知戰機稍縱即逝。滿弓搭箭，總設計師期望浦東成為20世紀90年代中國最強力的箭頭。
1990年4月18日上午，風和日麗，湛藍的天空飄著一絲白云，歷史意義的一刻來臨。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在上海宣布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開發開放上海浦東的決策：原則批準在浦東實行經濟技術開發區和某些經濟特區的政策，并將浦東開發開放作為今后10年中國開發開放的重點。
向世界“借腦”
聯合國前任秘書長加利光臨浦東后由衷感嘆：“你們正在進行一場世界奧林匹克建筑設計大賽，這是浦東的驕傲，也是聯合國的光榮。我祝你們成功。”
浦東究竟應怎樣開發？早在1989年10月26日，上海市研究浦東開發專題會上，朱镕基就提出：“上海的發展一定要考慮面向太平洋、面向未來，各種基礎設施的布局一定要按這個要求。”
1990年12月，朱镕基主持了浦東新區總體規劃審議會，并計劃先從黃浦江邊的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始，打造一個集中國與世界、現在與未來相融合的上海新標志地區。為此，浦東率先向全世界的建筑設計師征集規劃設計方案。
1992年11月20日，上海國際貿易中心三樓，5個精心制作的陸家嘴金融貿易區中心區域的規劃模型擺放在中央，世界頂級規劃設計大師們圍著模型而坐，各抒己見。
經過17輪討論修改，歷時兩年，最后完成了陸家嘴中心區域的規劃。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第一次為一個地區規劃進行國際咨詢，產生第一個匯集國際智慧的規劃方案。
這樣的國際招標在現在看來很普通，但在那時的中國是一個突破。有很多人表示懷疑：“一個城市的規劃，向全世界征求方案，在當時是否觸動了‘紅線’。”
浦東新區管委會原副主任李佳能說，在上世紀90年代初，基于國家安全考慮，城市的設計規劃通常被認為是“保密”的，參與設計人員都有嚴格的要求，更別提花大價錢請外國人去設計和規劃。
還有人認為這費時間，而且還很花錢，沒有什么必要。比如，浦東那條著名的世紀大道，是邀請了多方設計機構競標，最后由法國人中標，當時也受到質疑：就造一條馬路也要外國人來設計，花費上百萬？
又比如，到陸家嘴金融貿易區的人無不贊嘆陸家嘴中心區域的一大片綠地，草地、陽光、藍天、湖水，草地上散落銀杏樹葉，鳥兒從空中掠過。
不過大片綠地的建造最初也有著理念沖突。那是1992年冬天，陸家嘴中心地區規劃及城市設計國際咨詢會在上海舉行。英國、法國的兩位專家陳述了自己的設想：“陸家嘴四周是建筑群，中間建一塊圓形的綠地，讓人與自然融合，置身于大自然的環抱當中。”
有人問道：“建中心綠地需多少土地？”
外國專家回答：“要占地10公頃。”
一時間，會場震動了。陸家嘴是一塊黃金寶地，在這里發展房地產必將產生黃金收益。而在此建綠地，不僅賺不了錢而且還要投錢！
“這樣的想法，何止是設計上的突破，更是觀念上的碰撞，在場的人有些坐不住了。”李佳能回憶說。
但通過國際招標后，浦東建設者在與外方的交流中達成了共識，高樓林立的金融貿易區不能只有“水泥森林”沒有綠蔭。
后來，這塊綠地被媒體稱為世界上最昂貴的綠地，在高樓林立的水泥森林中就像一塊綠寶石鑲嵌其中。
聯合國前任秘書長加利光臨浦東后由衷感嘆：“你們正在進行一場世界奧林匹克建筑設計大賽，這是浦東的驕傲，也是聯合國的光榮。我祝你們成功。”
要不要發展第三產業
1995年12月20日，日本八佰伴、香港八佰伴和上海第一百貨商店合資的上海第一八佰伴在浦東開張，107萬名顧客頂著凜冽寒風，潮水般涌入商場。
曾經有學者認為，如果說上世紀80年代的深圳改革開放是整個中國改革開放戰略中的“破冰之旅”，那么浦東開發就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攻堅之役”，是改革開放總體上的升級。
浦東開發啟動后，這種攻堅首先體現在浦東選擇了第三產業實現突破，通過集聚要素市場，在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實現了“驚人一躍”。
今天“第三產業”這個名詞，人們耳熟能詳。但在上世紀80年代，人們對之既陌生又疏遠。“當時對于發展第三產業，很多人思想不通，覺得第三產業不創造財富，就連當時的統計指標都只有工農業產值，而沒有一個關于第三產業的。”姚錫棠說。那時候，對于是不是要發展第三產業，領導和學者們都非常嚴肅地對待這一話題。
這并非笑話，而是真實的歷史。
在中國發展第三產業并不容易，計劃經濟時代，中國經濟拷貝蘇聯模式，一向是以工業為中心，而且是以重化工業為重。即便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國對外開放也以第二產業為主，盡管市場經濟有了長足發展，但第三產業的大多數行業還處于對外封閉狀態。
在“三個先行”方針指導下，浦東有了中國第一家保稅區——外高橋保稅區、第一家金融貿易開發區——陸家嘴金融貿易區、第一家中外合資商業零售企業、第一家外資銀行落戶，等等。第三產業發展走上了快車道。
在浦東開發開放的歷史中，有兩個時刻體現了發展第三產業的“驚人一躍”。
第一個時刻是1990年12月19日11時，在歐式風格的浦江飯店內，上海證券交易所總經理尉文淵敲響了開市銅鑼，一時國內外反響強烈。將早已被撤掉的證券交易所重新開張，顯示了中國繼續對外開放，上海重塑金融中心的決心。
繼上海證券交易所成立后，上海的要素市場建設也高潮迭起。上海期貨交易所、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上海鉆石交易所、上海石油交易所也一一在浦東陸家嘴金融貿易區亮相，這些交易平臺的建立，初步為上海搭建起了全國性的金融體系。
第二個時刻是1995年12月20日，日本八佰伴、香港八佰伴和上海第一百貨商店合資的上海第一八佰伴在浦東開張，107萬顧客頂著凜冽寒風，潮水般涌入商場。這一數字，也被載入吉尼斯世界紀錄。
在上海第一八佰伴開業之前，中國國內的商業界里并沒有外國投資者涉足，上海第一八佰伴打破了中國商業界中資經營一統天下的局面。
如果再將歷史的鏡頭拉遠一點，更能看清楚浦東發展第三產業、集聚要素市場的意義。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會議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
不過，如何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體制和機制，如何發揮市場的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中國人并沒有經驗。上海的領導和專家學者看到了這一點，很自然地借助浦東開發將發展和培育要素市場，作為重點突破口。
多年后，曾有記者描述了浦東的要素市場在全球資源配置中的表現：北京時間每個工作日的上午九時一刻，總部設在上海浦東的中國外匯交易中心隨著交易員輕輕敲擊鍵盤，一組數據即刻傳遍全球。一刻鐘后，另一組令人關注的數字又從浦東陸家嘴金融區的上海證券交易所傳出。
全球各地成千上萬的金融機構、外匯交易員、進出口商及投資者們都會在這個時候，等待著來自上海浦東的數據。
對這些數據，新華社一位記者稱之為“浦東價格”。這意味著浦東正在成為全球的“定價中心”之一。
中國的浦東 世界的浦東
浦東開發中我們不只是吸引世界的資金、世界的技術，還吸收了世界的智慧。同時，在浦東開發中形成的文化是推動浦東開發高速發展的重要原因。
浦東開發后，大量投資者來到浦東，蓋樓就成為必須。那么，蓋什么樣的樓？浦東的投資者來自世界各地，有著不同的文化背景，如何進行中外文化的融合就成為建設者所考慮的。
1992年，外經貿部打算在浦東找一個最好的地方，為各家外貿進出口總公司蓋一幢“中華第一高樓”。最好的地方就是在陸家嘴金融貿易區的沿江核心區，要建88層，420米。
浦東要建“中華第一高樓”也吸引了全球建筑師的目光。1993年2月，浦東正式面向國際開始了金茂大廈設計方案的招標。眾多實力雄厚的建筑事務所紛紛來到上海。9家設計機構投入了競爭，其中有日建、波特曼、SOM，都是國際頂尖的建筑設計巨頭。
SOM是世界超高層的權威設計機構。但日建也志在必得，光準備方案，就花掉了100萬美元。投票表決那天，12位評委把注意力集中在了日建和SOM的兩個方案上。最后來自日本的黑川紀章卻把手頭的一票投給了SOM，他說：“要是日建獲勝，那么我會覺得恥辱，因為SOM的方案太出色了。”
SOM能夠脫穎而出的關鍵是把中國文化之精髓深深地融入了這座大樓。
美國設計師接手這個項目的投標任務后，首先考慮的是如何將現代超高層建筑與中國歷史建筑文脈相沿襲。他們在中國大江南北尋找了大量古代高層建筑的式樣，最終他們選定了西安的大雁塔作為構思上海金茂大廈的原型。
中國文化深深地植入了這座鉆石般精致的建筑，88層高度，8角型外觀。盡管浦東高樓林立，但路人都會被金茂大廈寶塔外形所吸引。
《中國國家地理》雜志2007年第5期登載了一張照片：兩個外國人坐在高空中，其中一人探出平臺伸出兩個手指轉身做勝利狀，他們身后的背景是東方明珠電視塔、黃浦江和林立的高樓大廈。照片說明寫道：尋求刺激的外國人選擇上海金茂大廈作為跳傘平臺情有可原：這里號稱“中華第一高樓”。在古老中國最具現代感的城市上空進行西方式的探險似乎意味深長——完成了古老與現代、東方和西方的對接。
浦東的世紀公園，也是不同文化交融的結晶。當時，浦東要建一個140公頃的中央公園，浦東方面邀請了美國、日本、德國、法國、英國、中國的6家設計事務所來設計。最后選定了英國的方案，據公園建設指揮部總指揮朱純宏回憶，“英國設計將中國傳統園林文化與西方的大草坪結合，效果很好”。
據介紹，為設計這座公園，英國設計師們騎著自行車，逛遍了上海大大小小的公園，了解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的生活狀態。他們看到在中國公園里有人下棋，有人跳舞、唱歌，有人喝茶，有人打太極拳，等等。
不同文化在這座后來被稱為“世紀公園”的設計中實現了融合，英國設計師巧妙地做到了“人與自然的結合，中西文化的結合”，成就了上海最大的富有自然特征的生態城市公園。
時任浦東新區管委會主任趙啟正認為，浦東開發中我們不只是吸引世界的資金、世界的技術，還吸收了世界的智慧。同時，在浦東開發中形成的文化是推動浦東開發高速發展的重要原因。
中西文化的融合，不僅僅讓本地居民容易接受，也讓外來者容易接受。
2011年6月3日，趙啟正訪問美國耶魯大學時，該校法學院中國法中心主任保羅·格維茲告訴趙啟正：他曾帶13歲的兒子去中國。他們來到上海，在黃浦江東邊的濱江大道，正值入夜，陸家嘴璀璨的燈火深深地印入了他兒子的腦海中。
格維茲興奮地告訴趙啟正：我的兒子現在說中文已經非常流利。他一共去過中國6次，現在是大二學生，在中國居住的時間大概有一年。我對此非常高興，也想借此感謝您，因為是您在上海的工作讓我的兒子有機會更好地認識中國。
從質疑到驚嘆
浦東是“中國例外論”的代表。幾乎在每一個角落，你都能看到西方政界人士如今夢寐以求的經濟工具在發揮作用，讓中國在過去的改革中，一次又一次取得了成功。
最初，對于浦東開發，海外不少人不看好、不理解。趙啟正曾在接受采訪時告訴記者：對于浦東開發，最初的國際輿論是懷疑的，認為這是個口號而不是行動。
頗有影響力的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弗里德曼就嘲諷浦東開發就像沙俄時代為女皇建造的“波將金村”。“波將金村”是俄國波將金元帥為使女皇葉卡捷琳娜二世對他領地的富足有個良好印象，在其必經路旁建起一批漂亮村莊，看上去很美，其實都是布景，里面是破敗的茅草屋。“波將金村”也就成為弄虛作假的代名詞。
而歷史也似乎要考驗浦東。1997年，高速發展的浦東曾被亞洲金融危機狠狠地“撞了一下腰”，剛剛開始建設地基的環球金融中心大廈面臨投資者要求撤資的窘境，資金鏈斷裂，工程不得不叫停。泰國商人投資的浦東陸家嘴地區大型購物娛樂中心——正大廣場也因金融風暴，開工不久就緩建。湯臣集團剛剛在陸家嘴拿到了一塊地，但也因金融危機苦苦請求浦東政府退地拿錢。
投資者紛紛后退，國外媒體出現“浦東開發失敗”“辦公樓出租率只有20%”“浦東的燈亮不起來”等描述。那時，夜晚來到浦東陸家嘴，確實有這樣的感覺，大批的商務樓宇建立起來，但是入駐公司少，大樓無聲地矗立著，偶爾有著點點的燈光。
曾任浦東新區管委會副主任的胡煒回憶，那時到訪浦東的境外人士都要問：“東南亞貨幣危機對中國有何影響，浦東開發還能順利進行嗎？”
這也讓上海和浦東的領導高度緊張。上海市原市長徐匡迪坦言：那段時間真的是睡不著覺。
但是浦東開發的建設者還是頂住了壓力。胡煒回憶：亞洲金融危機，世紀大道建設到一半出現了資金困難，市領導親臨現場激情鼓勵建設者：再大的困難咬咬牙也要頂過去，殺出一條血路！
對此，西方人往往會很困惑，中國人為何如此頑強？日本經濟學家小林實對中國經濟有著深入的研究，到訪中國60多次，他曾有一個奇妙的觀點解釋了這一現象：經濟發展較快的國家和地區，一個是使用漢字，一個是使用筷子，這是一個普遍的現象，為什么使用漢字和筷子的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較快呢？我的看法是：漢字和筷子對于一個幼小的孩子來說，是一個很嚴酷的要求。要記住漢字需要很強的記憶力，小孩子要學會使用筷子也很難，正因為這些民族的孩子從小就經受了嚴格的訓練，所以他長大以后就具備了應對更加惡劣環境的能力。
鑒于大批樓宇建造起來，各類功能性企業機構進駐一時跟不上，1995年11月23日，時任浦東改革與發展研究院院長的姚錫棠教授給時任上海市市長的徐匡迪寫信，建議把位于浦西的上海市房地產交易中心東遷浦東，通過要素市場東移，促進陸家嘴中央商務區的形成。建議得到徐匡迪批示肯定，也得到上海市其他政府部門的積極配合。
這封信也加速了要素市場向浦東集聚。很快，在上海市政府的強力推動下，各類要素市場集聚浦東，陸家嘴金融貿易區漸成氣候，國際金融中心的形象開始樹立起來。
徐匡迪回憶，經過幾年，特別到了2000年完全好轉，小陸家嘴全租完了，全市辦公樓的租售率也超過了80％。
亞洲金融危機過后，陸家嘴的上百幢樓里燈逐漸地亮了起來，入夜璀璨的燈火成為上海最迷人的風景。
此前曾經有外國人批評，陸家嘴的房子造得太多了，空置得厲害。浦東人則說，在中國，聰明的母親總是把孩子的褲子做得長一些，以備孩子長大了還可以穿。
沒過幾年，大量的金融機構云集陸家嘴證實了“大衣服”理論。當年已經做得大了不少的“褲子”，也變得小了。到了2005年，浦東陸家嘴金融貿易區林立著128幢高檔寫字樓，智能化辦公面積達230萬平方米，平均入駐率近90%，許多樓宇已一房難求。
后來擔任基辛格顧問公司董事會副主席的雷默也修正了他當年的看法：浦東是“中國例外論”的代表。幾乎在每一個角落，你都能看到西方政界人士如今夢寐以求的經濟工具在發揮作用，正是這些工具，讓中國在過去的改革中，一次又一次取得了成功。
若干年后，知名經濟學家弗里德曼的傳記作者蘭尼·艾本斯坦說：我認為，弗里德曼當時的（對上海的）看法可能是錯的。如果他還健在，他會重新考慮自己的觀點。上海，包括整個中國，都證明了市場力量的強大。
（作者謝國平系《浦東時報》原副主編、《浦東開發》原主編，著有《浦東樣本》《中國傳奇：浦東開發史》等。本文資料載自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傳奇：浦東開發史》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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