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廣網北京12月28日消息(記者劉樂)據中國之聲《新聞縱橫》報道,中國經濟“結構性問題最突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在通過綜合研判世界經濟形勢和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之后作出的重大判斷。相對于中國經濟長期注重需求側管理而言,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更加注重從供給側發力,以改革的辦法來破解中國經濟結構性問題。
2015年11月10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時隔8天,在11月18日的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上,他再次提及。
習近平:要解決世界經濟深層次問題,單純靠貨幣刺激政策是不夠的,必須下決心在推進經濟結構性改革方面作更大努力,使供給體系更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
當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詳細闡述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刻內涵,就是要促進產能有效化解,促進產業優化重組,降低企業成本,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增加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益。
中國經濟供給端的新變化,引起了全球經濟學屆的普遍關注,世界銀行中國局局長郝福滿說:“我們會觀察中國生產結構的創新性等指標,看生產效率是否提升。在我們看來,這些指標顯示出很多積極進展。”
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參加湖南代表團審議時,再次闡述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并強調這是場硬仗。
習近平: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一場硬仗,要把握好“加法”和“減法”的關系,既要通過增加要素投入,促進經濟總量穩定增長;也要通過推進結構調整,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即將過去的2016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為中國經濟的年度詞語。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經濟學家李揚說,過去的經濟政策,是著眼于需求方進行調控,這種政策的效果正在遞減。“過去經濟有波動,應對經濟波動的主要政策是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著眼于從需求方進行調控。這種政策當時是有用的,但久而久之,政策效果就會遞減。”
的確,很直觀的一個例子就是,作為制造業第一大國,中國國內大量產品走不出去,1.5萬億的海外購物卻讓全世界為中國人強大的消費需求咋舌。冷熱反差的背后,正是變化的市場需求和跟不上需求變化的供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重大創新,帶來的不僅是理念和思路重大的轉變,緊跟著的還有“三去一降一補”一整套辯證施策的治療方案。
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辜勝阻認為,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三個關鍵詞就可以明確三大任務。“供給側”是要靠創新驅動的供給側;“結構性”主要針對當前經濟中的諸多結構性矛盾推進改革;“改革”是通過制度的供給調動人的積極性。依據三大關鍵詞,可以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解為結構優化、創新驅動、改革引領。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今年11月,全國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自9月份打破連續54個月下降走勢以來,連續第三個月正增長。全年鋼鐵去產能和煤炭去產能任務提前、超額完成,已有10家企業與金融機構簽署市場化債轉股協議,46萬易地扶貧搬遷貧困人口遷入新居,圍繞“三去一降一補”的積極變化正在發生。
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2017年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之年,從提出到推進,從推進再到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已經成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經濟發展的發力點,引領經濟發展新方向。
中國重汽集團董事長馬純濟指出,不斷研究市場深層次的需求。以前是企業有什么,市場就賣什么;現在變成市場需要什么就造什么車。這就是供給側改革最主要的內容。
格力集團董事長董明珠說:“我們雖然是出口大國,但沒有自己的核心技術,永遠是一個跟隨型的。所以可想而知,供給側的改革多么重要。企業家要敢于擔當,擔當就是改變過去,更重要的是挑戰自己。”
陽光控股集團董事局主席林騰蛟認為,企業降低成本,就會把精力放在提供更優更好的產品上,就不用這么多民眾跑到日本去買馬桶蓋,去澳大利亞買奶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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