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刑警》在臺網兩端全部收官，數據雙高。這在劇集播出前，恐怕很難預判，大熱的懸疑賽道似乎默認：樸素又踏實的破案過程“舊”了。但，有人不信。
接受本報獨家專訪時，編劇徐萌說得坦然：“從一開始，我就不打算慣著誰。”對市場、對觀眾、對所謂類型劇“潮流”風尚，甚至對自己的創作經驗，她都不愿“慣著”。這些年，業界不乏拿著受眾畫像、收視曲線等大數據分析去訂制劇本的生產法則。徐萌覺得，那應該對廣告招商有意義，但于創作無用。編劇不該是一味追趕潮流的人，因為永遠會有新的潮流在前方；編劇也不該是討好觀眾或看輕觀眾的人，因為今天的觀眾比想象中更深刻、更見多識廣。
復盤《我是刑警》一劇之本的誕生路，徐萌所述，與其說是一位得過“五個一工程”獎、捧過飛天獎的資深編劇將16萬一線刑警、35年刑偵發展融于38集劇本的敘事雄心，毋寧看成這位“不拐彎”的創作者在追求現實主義的征途上為自己厘清的一些為與不為、信與不信。那是她練就筆力、眼界、胸襟的來處，更是一部正劇、大劇的起點。
正劇何處起筆？徐萌信奉的編劇武功“唯真不破”，事真、人真、情真，“生活所求無非一個真、一個信”。她慶幸，在追求現實主義創作的接力中，導演、演員、制片、出品方等全流程把心、把經費燃燒在了實處。她更欣喜，“不慣著”的勇氣找到了許多同路人。《我是刑警》曲終時人不散。有網友細細整理自己一路追劇寫下的十多篇、上萬字筆記，徐萌轉發配文，“向您致敬，向生活致敬”。
“扒火車”的人
剛收到《我是刑警》總制片人郭現春邀約時，徐萌猶豫過。雖曾參與《湄公河大案》的策劃，接觸過相關領域，也看過烏國慶、崔道植等刑偵專家的事跡材料，但對他們的故事心心念念是一回事，寫劇本是另一回事。“劇本不靠編。”她說，沒有下生活得來的一手素材，創作無從落筆。不過，郭現春信任她，因為篤信共同的現實主義信條。
2019年春節剛過，劇本進入策劃階段。徐萌先從“百佳刑警”的資料里獲取初步認知，但遠遠不夠。“一開始一頭霧水。”她不諱言，熟練工遇到新難題。有專業壁壘，提不出問題，受訪者們又紀律嚴明、為人低調，沒人坐下來就侃侃而談自我表揚，該保密的更是守口如瓶。怎么讓這群日常發問的人敞開心扉？徐萌不著急開口。每天到了下生活的地方，她坐在邊上先觀察。他們怎么交流，內部結構什么樣，系統如何運轉，諸如此類，調動所有感官去感受一個特殊行業的氣質。漸漸地，她開始和刑警們聊天，聊到不明白的，連夜查資料。有關鍵詞就有了入口，下次再聊就有了話題，隨后是邏輯、故事，所有東西一點點“薅”出來，拼圖越攢越多。
她把跨行業采風比作“扒火車”：“時速300公里，有本事扒上去，跟著走一趟，你就會了。沒本事會被甩下來，表明雙方沒建立信任，打不開界面，撈不到干貨。”第一趟“扒火車”，徐萌寫了20萬字大綱，干了幾十年的刑警說都對，但還差點意思。這相當于編劇的時速上了100公里，可以再“扒”一趟。8個多月、兩輪采風，行業的基本面貌在她心里漸漸清晰。
“今天一線刑警的風貌跟固有印象相比變化很大。”徐萌說，他們太聰明了，“是時代‘養’出來的自信和自洽。隊伍里很多高學歷、高知人才，學法律、生物、化學的有，中文系、藝術專業畢業的也有”。整支隊伍人才升級、系統升級，這激發了編劇的創作興奮點，也是劇的戲眼。“如果沒有公安系統裝備和算力的迭代，我想我不會去寫一個艱苦卓絕、好人好事式的破案故事，因為已經有人做到過極致了。”“刑警守護人民安全，忠誠、熱血、擔當、無私的精神內核沒變，但裝備變了。”徐萌寫的，是動態發展的“變裝不變芯”。
“寫鄉愁”的人
2020年4月，劇本正式落筆，到第一稿完成，徐萌花了5個月，寫得酣暢淋漓又“奄奄一息”。多年編劇經驗和對刑警隊伍的敬意，讓創作充滿了熱情。可同時，講故事的本質不是賣弄奇技淫巧，相反，需要刀藏背后。
過程有些類似思維導圖，有大脈絡，“講犯罪不是為展示犯罪”，偵破大小案件背后是國家法治化、現代化的進程，以及延伸出的世情世相等；有密密麻麻的細部，“寫劇本不是攤大餅”，敘事呼吸、人物成長、專業嚴謹、戲劇沖突等，太多取舍平衡的學問。
比如開篇“西山礦案”，既充當樂章的“強拍”，第一聲便引人入勝；也如同整個故事的序，引出秦川刑警路的起點，定下全劇紀實風格基調，還要講清犯罪的殘酷本質，寫清刑警傳統破案的方式和犧牲精神。
有了基本認知后，人物開始一筆一筆生長。他得符合客觀規律、體系邏輯，是被“這一片”土地滋養孕育著的。不然，光顧著破大案、抓罪犯，爽感固然有，人物卻無根。
“秦川不是爽文大男主。不僅不爽，我把他放在門軸里來回磋磨，挺‘狠’的。”徐萌用“肉體凡胎”“大海撈針”“手工作業”來形容主人公及其境遇。雖然行業里涌現過戰績彪炳的英模，但職業本身不浪漫也不傳奇，它可能異乎尋常的枯燥瑣碎，仰仗一步一腳印的苦功夫。這樣把劇中辦案過程做扎實了，劇集開播后，各地刑警紛紛點贊。而創作者的初衷不止于此，“創作者致敬英雄隊伍，更是為了把社會安寧的過程告訴大家，讓觀眾看見這群人日拱一卒的付出”。
徐萌深知，寫破案，就不能只寫破案，功夫在詩外。刑警辦案是伸張正義、守護人民，同時也是“秦川們”的打工日常。某種程度，她把《我是刑警》當職場劇寫。
秦川與胡兵從“奈何抬頭又見你”，到辛酸中前嫌盡釋；秦川拜訪武英德，從最初踟躕不定，到熟門熟路提著水果來、帶著20塊錢走；張克寒一案戰線持久，有些系統性問題暴露出來，條塊分割、榮譽文化、技術局限，哪里痛打哪里；清江爆炸案熬得再痛苦，秦川也不愿對基層干警放狠話，他說“我不能罵他們，因為我沒機會面對面地‘疼’他們”……處處滲透著“人和環境”。“不同立場、層級間的交流，觀眾愛看愛琢磨。”徐萌說，這就是生活世相，“它復雜多維又深刻，創作者別妄圖‘欺負’觀眾，想著把光鮮背面的粗陋隱藏，其實所有粉飾會被識破”。假如表達是真空的，那么謳歌無意義。
事實證明，觀眾為真創作埋單。網友在社交平臺寫：“望著熟悉的街道、熟悉的人，看著看著哭了，這是我的鄉愁。”刷到評論，徐萌當時就流淚了：“鄉愁連著童年、故鄉、美好情懷。觀眾能從刑偵劇里看見鄉愁，我夫復何求！”
后來，徐萌想，觀眾給《我是刑警》冠以“中國式刑偵”之名，大抵也是鄉愁奏效了，“它不是美劇、日劇、韓劇流行的某種派別，就是中國流”。
“交真心”的人
不少人略感意外，為硬核刑偵大劇奠定一劇之本的，是位女性編劇。
在徐萌看來，如果非要說女編劇特殊，她更愿意將之認作一種在戲劇里傾注柔情、交出真心的本能，“這讓我能體察到警察心底柔軟處，讓我在故事里面對猙獰、凌厲后，會被出其不意的溫暖情感擊中”。
西山礦案，秦川詢問白玲，馬蘇絮絮叨叨講那些再也實現不了的美好生活，于和偉帶著悲憫的眼神特別打動人。“演員演得太好，我在采風時真真見過那種眼神。”徐萌說，編劇筆力所彰就在這兒，“透過皮膚，見血見肉見骨”。對刑警群像，人們通常覺得，他們懲惡揚善、鐵面無私，同時洞穿人心人性、事事通透練達。徐萌看到的更深，“他們骨子里有執拗、不屈，靈魂高貴”。她常想起坐在崔道植這些刑偵大家跟前的感受，“哪怕什么都不說，你能感到靈魂被洗禮，自己的筆也變得直接、樸素、堅定”。
富大龍飾演的陶維志就在如是心境下生長。“他是我誓死捍衛的角色。”徐萌形容這個人物“逆向而動”。在警察這一需要終身學習的行業里，新舊更替本身具有殘酷性。“我為他落淚，哭的不是苦和累，是落差。”時代向前、體系升級，跟不上的就被留在原地。六年，陶維志翻山越嶺，常常四處碰壁、偶爾靈光乍現，不瘋魔不成活，總差臨門一腳。當真相最終降臨，他痛哭一場，悵然離去。“創作可以當‘拾荒者’，撿拾不起眼的素材，再把它們生發出來。”對于陶維志們，一樁大案就是一輩子，雖有未竟之功，但他們的悲壯身影、執著靈魂在觀眾心里定格了。
編劇放不下的還有葉茂生，一個猝不及防就永別的角色。“寫完生子犧牲那場戲，我不愿也不忍再看。”開播發布會，徐萌一見演員，淚水就止不住了。一些根本來不及被看清樣貌、記住名字的角色，也常徘徊編劇心頭。在鐵軌邊一聲“站住”正欲盤查張克寒的鐵警、聽聞槍聲本能跑下樓梯的安保，“有時夜里醒來我特別難過，會想他們此刻在哪兒”。對這群保護我們的人、對警察職業，徐萌有深沉敬重、亦有不安。“有的犧牲壯烈英勇，但也有的何其無妄。”所有這些真實的血肉、骨頭，她都想與觀眾和盤托出。
劇本傾注真心，創作鏈上層層遞進煉真心；熒屏外，觀眾心有戚戚，“無盡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與我相關”。劇里劇外，人心同頻共振，徐萌覺得做編劇值得，“寫劇本的出發點是對時代、對觀眾有話想說”——這部劇獻給16萬一線刑警，他們的付出，我們看在眼里。這部劇也獻給觀眾，“或許為生活奔忙的人偶爾會嬉皮笑臉看似‘解構’一些事，但內心總有一塊很干凈、很熱血的地方，它叫理想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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