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非但沒有阻斷唐詩的世代傳誦，反而讓它的魅力歷久彌新。電影《長安三萬里》上映時的轟動情景，央視總臺文化節目《宗師列傳·大唐詩人傳》的最新熱播，《唐詩光明頂》《大唐詩人行》等新書的暢銷與流行，都彰顯出唐詩獨當一面的號召力與市場影響。
唐詩作為一種文學記憶，何以歷經1300年不衰？唐詩熱，究竟是“熱”什么？
詩行里的盛世期許
近年來，以唐詩為主題的新著層出不窮。在《大唐詩人行》作者薛易看來，從很大程度上來說，唐詩滿足了當下人們對于盛世的一切想象。
他說，唐詩熱的背后是對傳統文化高度的認同。現在的年輕人，經歷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階段，有著十足的文化自信。他們急切地想把這種文化自信表達出來，怎樣表達呢？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現在的年輕人知識面比較廣，表達方式也多樣，但唐詩依然是很好的表達方式，李白的“天生我材必有用”“長風破浪會有時”等詩句，一開口就有一種盛世的氣象。
比如，海納百川。王維的“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寫的就是萬邦來朝的場面。唐代的長安是世界性大都市，白居易的“百千家似圍棋局，十二街如種菜畦”，寫的就是長安的城市格局。在這里居住著來自世界各國的使臣，還有數不勝數的胡商，這跟今天的北京、上海等大都市有一定相似性。
比如，尚武雄強。如《大唐詩人行》書中所寫，貞觀四年（公元630年）夏天，李靖將突厥頡利可汗押至長安。李世民將頡利可汗大罵一通，頡利“哭謝而退”。當時，李淵早已退位當了太上皇，但聽說這個好消息后，他仍然在凌煙閣擺酒慶賀。李淵彈琵琶，李世民跳舞，用一場盛大的狂歡，來洗刷被突厥欺辱的往事，這種場面在中國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隨后，唐朝又派兵攻占西域諸國，勢力直達蔥嶺以西，與波斯、印度相接。李世民的“天可汗”名副其實。唐代的邊塞詩，大開大闔，氣象萬千。王昌齡的“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王翰的“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等，都特別有感染力。
再比如，充滿少年感。李白的詩中，自始至終都有一種少年的意象，他即便到了晚年仍然能寫出“好為廬山謠，興因廬山發”，氣勢磅礴，這里面不僅是個人的才華，也與時代氣象有關。
“大唐盛世讓我們浮想聯翩，給我們想象力。追尋過去盛世的真實面貌，仍然是為了熱愛并過好當下的生活。”薛易說。
一種更生動的歷史文獻
事實上，唐朝并不都是盛世。整個唐朝289年，跟盛世有關聯的連一半時間都不到。但唐朝為什么以“盛唐”流芳千載？
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或許是人們總是習慣把唐詩作為認知唐朝的窗口，在唐詩與唐朝之間簡單畫了等號。
詩人對于時代社會生活具有代表性。普通讀者往往對詩人之名耳熟能詳，而對其作品全貌認知欠缺。談及詩人所處的時代背景和社會生活，更是模糊。久而久之就形成一種模糊的概念化認知。
“從根本上講，唐詩也是一種文獻，而且比一般的文獻更生動活潑。”薛易說，唐代的詩人大多進士及第，本身就是官員，是當時的政治和文化精英。他們的求學、求仕、科考、從政等，都遵循一定的軌跡。寫詩只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甚至不是主要部分，他們不是為了寫詩而存在的。正史往往關注帝王將相，對百姓的普通生活記載比較少。而個人寫作的唐詩，正好可以作為歷史的補充。
比如，從杜甫、白居易等人的詩中，就可以了解很多唐朝的社會細節。杜甫詩中寫：“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反映了當時的酒價。
但必須強調的是，唐詩只是歷史的一個斷面，遠不是唐朝的全貌。正如《大唐詩人行》所強調的，“活生生的唐詩，要去活生生的大唐尋覓”。要想讓唐詩活起來，先得讓詩人活起來。只有努力還原歷史，探尋詩人的內心，把握他們的人生重要節點，了解他們在時代大潮中的浮沉，并且通過文字表現出來。這樣的詩人才不會平面化、臉譜化，他們的詩才不會碎片化。
雖然“詩歌的盛世”和“國家的盛世”不能簡單畫等號，但二者關系密切。薛易認為，國家繁榮昌盛才有可能“文治”，詩歌才有勃興的可能。國家“文治”，科舉制度才能真正實施，詩歌才有用武之地。同時，詩歌也彰顯了國家盛世的氣象。“詩歌的盛世”讓“國家的盛世”更有光彩。
“當下視角”里的共情
詩歌毫無疑問是唐朝的主流文化。薛易的新作《大唐詩人行》在第一章就開明宗義：誰是唐詩第一人？根據他的考證，當數唐太宗李世民。
“李世民還積極倡導寫詩。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寫詩在唐朝蔚然成風。進入開元年間之后，詩歌寫作成為科舉內容，有了這樣的指揮棒，詩歌也就更加普及。”薛易說，相比之下，今天的詩歌寫作主要呈現的是私人化和圈子化特征。
縱覽當下的“唐詩熱”，一個饒有趣味的特點是，其代表性作品多有“媒體背景”。比如曾經的媒體人、現在的自媒體大V“六神磊磊”，先后出版《六神磊磊讀唐詩》《翻墻讀唐詩》《給孩子的唐詩課》《唐詩光明頂》等著作，《大唐詩人行》作者薛易的本職工作是地方黨報的評論員，文化節目《宗師列傳·大唐詩人傳》更是由央視總臺出品。
“用當下視角看，時刻想著現在。這可能是媒體從業者的特點，總是忘不了當下。有當下的視角，寫東西能更好地與大眾共情。”薛易坦言。
“這幾天，我去了陜西歷史博物館、青龍寺遺址博物館、大明宮遺址公園等多個地方，對古詩中的長安跟現實中的西安，漸漸對上了號。對唐代詩人的生活也有了進一步的了解。比如，從白居易住的新昌坊到大明宮，打車需要30多塊錢。你就知道白居易一早去上朝，不是件輕松的事。”薛易說，“當下的視角”以及全媒體內容形式的豐富性，讓唐詩與大家的貼近感更強，主題創造也就多了一些機會和可能。
“唐詩熱”加碼文旅熱
“城市越來越注重挖掘傳統文化。直觀而言，我覺得西安越來越像長安了。”薛易說，在與當地文友交流時，很多人也有同樣的感受和觀點。在他看來，這樣一種文化認同是尤為重要的。“同時，我也能感覺到，很多對傳統文化感興趣的市民，也無法把唐詩元素跟現實聯系起來。比如，唐詩中很多詩句提到樂游原，‘向晚意不適，驅車登古原’‘樂游原上望昭陵’等，但樂游原在哪里呢？很多人說不清。其實就是在今天的青龍寺遺址。歷史上的樂游原有多大？學者們也說不清楚。”
這也讓薛易更加注重思考唐詩與城市的關系，以及唐詩賦能城市文旅的可能。
“比如，濟南這種歷史悠久的古城，怎樣才能讓人形成一種更鮮明的印象？”薛易說，濟南的唐詩元素最集中的算是大明湖，杜甫寫了“海右此亭古，濟南名士多”。但唐朝的大明湖是什么樣？有多大？很多學者也說不清。這種地理歷史學領域的知識普及，有必要再加強一些，讓更多人了解我們的城市文化。
不只是濟南。薛易認為，整個山東省都可以考慮打好“唐詩牌”。今年，山東發布了《完善現代旅游業體系 加快旅游強省建設的行動方案（2024—2027年）》，提出打造“見識齊魯”研學旅游品牌。唐詩是一個切口。在唐代，李白、杜甫、高適等詩人，都曾漫游齊魯，并一度在此居住。也正是在山東游學期間，李白初步完成了“人氣”和“美譽度”積累，為進長安、入翰林院打下基礎。僅李、杜、高三人的足跡和詩篇，就串起了濟南、青島、濟寧、棗莊、菏澤、泰安、臨沂、聊城、德州、淄博、濰坊、煙臺等大部分地區，儼然是一條“山東版唐詩之路”。駱賓王、王維等都在山東生活了很多年，但目前這方面的文旅開發并不多，不得不說是一種遺憾。
在薛易看來，以“唐詩熱”賦能區域文旅品牌建設，當為一件雙贏的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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