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劉斌
陜西西安人，著名考古學家，良渚古城發現者、發掘主持者。現任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博物館館長、中國考古學會常務理事、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學院教授。主要著作有《法器與王權》《良渚古城綜合研究報告》等，在中國史前考古和玉器研究領域作出了卓越貢獻。
12月3日，首屆“良渚論壇”在杭州舉行。海內外學者再次表示，良渚遺址是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實證，是世界文明的瑰寶。
2019年7月，第43屆世界遺產大會上，中國申報的項目“良渚古城遺址”正式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就此表明這座距今5300年至4300年的古城所揭示的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獲得了國際廣泛認可。
從上世紀30年代發現良渚文化相關遺跡起，良渚的考古已經走過80多年。從上世紀80年代良渚發現反山、瑤山高等級墓葬，出土了玉琮王、玉鉞王、玉璧等重要文物，發現祭壇，到后來發現莫角山宮殿區、良渚古城，找到規模宏大的水壩、稻米堆積如山的糧倉等，一個個重大發現的背后，都有劉斌的身影。為了揭開良渚文明的面紗，他不僅一次次輾轉于各個考古工地，更在工地上修建的臨時工作站一住就是10年。
近日，劉斌在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博物館接受了四川日報全媒體“文化傳承發展百人談”大型人文融媒報道記者專訪，揭開了考古人在良渚以不可辯駁的考古材料實證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探索歷程，再次展現了中華文明的源遠流長和博大精深。
■入行一年 發現良渚玉琮王
今年的中秋國慶雙節大假，良渚古城遺址再度迎來如潮游客。遺址公園新增了“莫角山朝圣之路AR體驗項目”，人們可以在全景沙盤前與莫角山宮殿“合影”，也能看到反山王陵、瑤山祭壇以及良渚水壩等重要遺址。
出土良渚玉琮王的反山12號墓地，當年便由劉斌親自發掘。
劉斌是陜西西安人。西安不僅是十三朝古都，還發現了新石器時代的半坡遺址等重要遺址，可謂歷史悠久、底蘊深厚。得益于中學時期的班主任喜歡考古，彼時的劉斌曾多次前往兵馬俑坑、半坡遺址以及陜西歷史博物館等地參觀，在悠久歷史的熏陶下，一顆熱愛考古的種子在他心中生根發芽。高考時，劉斌所有志愿全部填了考古專業，最終順利被吉林大學考古專業錄取。1985年，大學畢業的劉斌被分配至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從此開始了和良渚長達30多年的“親密接觸”。
“作為一個考古人，我比較幸運。”回顧考古生涯，劉斌如是說。
在他畢業被分配到浙江之前，浙江遲遲未能發現良渚的玉器和大墓。“良渚文化是考古學泰斗夏鼐先生在1959年以最早發現相關遺存的所在地良渚鎮命名的，然而幾十年來，包括上海、江蘇等地都發現了良渚文化的高等級墓葬和重要玉器，作為命名地的良渚，遲遲未有重要發現，大家心里非常著急。”
轉機在1986年出現。那是良渚文化發現50周年，江浙滬三地準備籌辦一個良渚文化學術研討會。浙江究竟有沒有良渚文化的大墓？考古人員縝密梳理以往考古線索，再結合上海發現的良渚文化高等級墓葬的特點，最終選擇在杭州余杭的反山進行發掘。
這是一個人工堆筑的巨大土墩，當考古人員層層剝開泥土，清理出11座漢墓以后，良渚文化大墓——第12號墓終于出現在大家面前。
作為科班出身的考古人員，劉斌被考古所的前輩委以重任——帶頭清理12號墓。因為墓里的玉器，有的如米粒大小鑲嵌在漆器上，有的玉料則極薄，稍微用力就會斷掉，需要過硬的專業知識才能避免破壞文物。這是一座豎穴土坑墓，劉斌和同事用木板制作了一個簡易的懸空操作臺，趴在木板上進行文物提取。每一個手鏟鏟下去，都充滿期待與好奇；而每發現一件新文物，都讓他無比激動。尤其是重達6500克的玉琮王清理后露出完整的神徽圖案，那一刻年輕的劉斌興奮無比。
“這是一種如見古人的感覺。”劉斌說，考古人發掘幾千年前的墓葬時，除了隨葬品基本就只剩下人骨，有的連人骨都沒有，“他們長什么樣？穿什么衣服？其實很難想象。這件玉琮上的神徽，讓人不由去想象他就是當時人們心中王的樣子，讓我們對5000多年前良渚人的形象有了依稀的認知。”
此后反山的發掘一共清理了11座良渚文化的大墓。除了玉琮王，還發現了同樣刻有神徽圖案的玉鉞王、玉璧等重要文物。而12號墓葬，是迄今為止發現的良渚文化中最高等級的大墓。
■順藤摸瓜 發現良渚古城
在發現反山大墓次年，考古人員又發現了瑤山遺址，參加此次發掘的劉斌見證了良渚文化祭壇的重見天日。此后，莫角山遺址在1992年被發現。這是一處面積約30萬平方米的高地，考古人員推測屬于良渚古城的宮殿區，是良渚文化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到上世紀90年代末，良渚周圍方圓50平方公里的范圍內發現了100多個遺址，和現在的村莊密度相差無幾。
“這些遺址之間有無關聯？存在一種怎樣的組合關系？”考古人員一直在思考。2006年，莫角山遺址西側約200米處的瓶窯鎮葡萄畈村要新建一處居民安置點，施工中意外發現一條良渚文化時期的古河道，河道淤泥里倒有良渚時期的小塊玉料、漆木器碎片等垃圾。在對河道進行局部解剖時，劉斌在離地表約3米深處發現了一層石頭地基。石頭上面3米多的堆土，也是較純凈的黃色黏土，不見人為擾動痕跡。從考古的專業角度而言，可以確定這處河岸是人工堆筑的，并且是在短時間內一次性堆筑而成。
這個發現引起了劉斌的格外關注。這條南北向的河道與莫角山宮殿區相距僅約200米，劉斌懷疑，這處距離宮殿區不遠的河岸，可能是宮殿區外的城墻，也有可能是良渚文化時期的苕溪大堤。“當時良渚已經發現了高等級大墓和象征權力的玉器，那良渚究竟有沒有邁進國家的門檻？除了國際上常見的城市、文字、金屬這文明三要素，如果能夠找到良渚的超大型工程，也能間接證明良渚進入了國家形態。那么，這個人工堆筑的遺跡，究竟是什么呢？”
劉斌很快向國家文物局申請了專項調查。2007年，他帶隊先是發現了長1000多米、寬約100米、高三至四米的一段人工遺跡（后證明是良渚古城的西城墻）。到了9月，再度發現了一段800多米的墻體，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墻體的南面是五六十米寬的水面，北面是水稻田。由此可見，它并非堤壩。到了11月，古城的南城墻發現，所有墻體大致合圍——它們不是堤壩，而是良渚古城的城墻！
“這是長江下游第一次發現新石器時代的城，也是良渚首次發現城。”古城城墻東西約1700米、南北約1900米，總面積達到了大約330萬平方米，相當于4個故宮那么大。在當年發現良渚古城的新聞發布會上，曾提出中華文明“重瓣花朵”格局的著名考古學家、北京大學教授嚴文明直言，“良渚古城的發現，改變了良渚文化文明曙光初露的原有認識，標志著良渚文化已經進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發展階段。”
到了2010年，劉斌又在良渚古城的外圍發現了外郭城。以此計算，良渚古城面積達到了6.3平方公里。
■發現水壩 將中國水利史上推至五千年前
良渚古城的發現，一舉入選當年的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學術界認為，這是中國考古界繼發現殷墟之后的又一重大成果，極大地推動了中國文明史研究的進程和考古學發展。考慮到古城不可能孤立存在，周圍一定有相關配套設施以及不同等級的聚落，劉斌和同事們在發現良渚古城之后，再度開啟了更加細致的調查發掘，更多重磅發現紛至沓來。
其中最為公眾熟悉的就是發現良渚超大型水利工程——良渚水壩。
“事實上早在上世紀90年代末，浙江考古人就曾在良渚古城北側約兩公里處發現過一條人工營建的長堤。但是這條長堤和良渚人有沒有關系，因為沒有展開發掘，尚無結論。”劉斌透露，到了2009年，104國道附近一座叫崗公嶺的土山要修建市場，十幾米高的土山挖到一半時，突然發現土山的外層是黃色黏土，里面則是青灰色的沼澤泥，很像戰國高等級墓葬使用的青膏泥。得到消息的劉斌帶隊前往察看之后，發現這里其實是一處堤壩，其功能是把兩個山頭連起來封住一個山谷。
但它究竟屬于什么年代？劉斌遲遲沒有答案。
當年年末至次年春節，良渚大雨導致崗公嶺一帶暴發洪水。一直牽掛著此處的劉斌過完春節便再度前往現場，結果洪水居然從土山的斷面沖出了一塊塊草裹泥。這個發現，讓劉斌喜出望外。因為用草直接包裹泥土堆筑的工藝和良渚文化非常相似。他立刻電話通知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的老師前往取樣。測年結果顯示：水壩距今約5100年，屬于良渚文化早期。不久，他們又在附近發現了類似的多條水壩，組合起來，可以在此處攔出一座水庫。
良渚人為何會在距古城8公里外修一座水庫？2013年，劉斌的困惑終于有了答案。這一年，他和團隊通過進一步的考古鉆探，發現了良渚水壩的低壩系統。“也就是說，良渚迄今發現了總計11條水壩。其中高壩圍成水庫，低壩就攔成一個面積約13平方公里的湖，中間有長達5公里的導流渠。”待所有的水壩被發現，考古人員不由驚嘆于良渚人的奇思妙想和建造的偉力，“良渚的上游是山區，有大量木頭。修建良渚古城時通過水壩調節水位，就形成了一條水路運輸的通道，可以直接將建筑材料運到城內！”良渚水利系統的發現，將中國的水利史一舉上推到了5000年以前，無論在年代上還是規模上，都堪稱世界之最。
從良渚工作站站長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劉斌曾經在長達10年的時間里以工地為家。正是以拼命三郎的精神，他帶領團隊陸續發現了良渚水稻田、糧倉等重要遺跡，并且搞清楚了良渚古城千年來的變化。
時至今日，劉斌的身份雖然已是高校教授，但他表示未來的研究對象仍是良渚，“我還有很多考古報告要寫，有很多研究要做。今后的主要精力，就是用研究展示良渚更加豐富的面貌。”
對話
良渚遺址實證了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真實可信
良渚遺址是實證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
記者：早在20年前，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同志就提出良渚遺址是實證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從現有考古材料來看，良渚在哪些方面進行了實證？
劉斌：良渚文化從1936年施昕更先生發掘良渚鎮所在的棋盤墳遺址到現在，已經過去了80多年。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良渚考古進入了快車道。以牟永抗、王明達為代表的幾代浙江考古人相繼在這里發現了良渚文化的大墓、祭壇、莫角山宮殿區、古城，國家儲備糧食的糧倉以及超級工程水壩，無一不表明此時的良渚已經具有了國家形態，進入了高度發達的文明。
在良渚，我們并沒有發現青銅器和文字，但是發現了玉琮、玉璧、玉鉞等玉禮器。此外，良渚古城顯然已經進入了國家形態，只有出現一個強大的權力中心，才可能組織修建城墻、水壩等超級工程。
良渚古城的城市規劃面積超過100平方公里。在5000年前要在這么大的范圍內統一規劃興建城市，完全超出我們的認知。最關鍵的是，這個國家的資源調動能力相當驚人。我們曾經估算過，修建良渚古城外圍水利系統和整個古城墻需要1000萬立方米出頭的土石方。在5000年前，如果按開挖、運輸、填筑1立方米土石方需要3個人工/天計算，修筑城墻和所有的水壩大約需要3000萬個人工。如果要組織1萬人來建造，那就需要他們連續不斷修建8年多。在5000年前，只有一個強盛的國家，才可能進行這么復雜的規劃設計，才能調動這么多的人力、物力持續進行工程建設。
事實上在良渚發現古城和水壩以后，不斷有國外的考古學家到良渚參觀。在這些超級工程面前，他們無不感嘆：如果這都不算文明，那什么算文明！
記者：2019年，良渚古城遺址在第43屆世界遺產大會上獲得全票通過。它的申遺成功有何意義？
劉斌：良渚古城遺址申遺成功，證明了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獲得了國際廣泛認可。我認為它不僅對于延伸中華文明的歷史軸線有意義，從世界文明的研究角度而言也意義重大。
我們知道人類社會經過幾百萬年的發展演變，在距今約5000年的共同時間節點開始誕生了文明。在尼羅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兩河流域，文明不斷誕生，產生了人神共治的神王之國。然而這些人類早期文明中，以前并沒有東亞地區。良渚古城遺址的發現，恰好證明了東亞地區在這個時代同樣誕生了一種文明。它將中國乃至東亞地區文明的誕生前移到了5000年前。從全人類的文明進程而言，它為“文明誕生具有時間的同步性”提供了更多證據。
不僅如此，在世界文化遺產名錄中，來自西亞、埃及、印度河流域的人類早期文明，它們留下的遺產全是磚石結構建筑，生態和良渚有很大區別。而良渚古城遺址的土木建筑形態，為文明的差異性提供了實證：在5000年前的長江下游地區，這個臨水而居的東方文明，創造了以土木建筑為主要特色的一種模式。所以在當年申遺的時候，世遺專家不僅全票通過了良渚古城遺址的申報，更有專家發言感謝中國為世界遺產提供了一個獨特的案例。所以，良渚古城遺址完全無愧于實證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的稱號。
考古讓良渚的面貌更加鮮活
記者：良渚數十年的考古發掘成果，可以還原良渚時期的哪些面貌？
劉斌：良渚古城的百姓應該是臨河而居，貴族和王則居住在古城的正中央，也就是莫角山遺址一帶。當年的良渚人在這里用夯土筑起一片約30萬平方米的臺地，在其上修建了巨大的宮殿。根據夯土臺基的范圍，可以推測最大的房屋面積有900平方米左右。目前我們在宮殿區已發現了30多個這樣的房基。
良渚的交通完全是水路，出門就是河。這里的稻作農業很發達，老百姓主要吃稻米。良渚的石器也很發達，我們曾出土了石犁和石鐮，它們是良渚稻作文明的基礎。
良渚人臨水而居，魚類應該是其肉食的來源之一。但根據我們從良渚古河道找到的40多種動物骨頭，發現其中80%是豬骨頭，這證明良渚人的肉食來源主要應該是飼養的家豬。
當然，良渚的玉器非常發達。除了用于祭祀的玉琮、玉璧和標志權力身份的玉鉞等，還發現了各種玉飾。良渚人也已開始使用漆器，其上有精美紋飾，并且已經制作漆器觚形杯。他們的服裝應該也比較講究，因為發現了衣物裝飾用的玉帶鉤。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良渚的玉文化在中華文明的歷史上寫下了重要一筆。中國傳統文化中敬天禮地的玉琮、玉璧這兩種重要的玉禮器都是良渚人發明的，并且根據史料記載至少傳到了商代。不僅如此，這種玉文化還跨越時空，在距今4000年左右向西傳到了陜西的石峁、山西的陶寺、廣東的石峽遺址等地，玉文化在一個更大的文化圈得以傳承。甚至在更晚的古蜀文明時期，良渚的十節玉琮還在成都金沙遺址被奉為珍品；三星堆的祭祀坑里同樣發現了神樹紋玉琮，玉禮器的觀念傳播到了中國西南。
記者：良渚古城的發現和考古，除了實證中華五千年文明史，還有哪些意義？
劉斌：我個人認為對我們考古界來說，有一個解放思想的推動作用。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們通過考古在黃河流域發現了仰韶文化、龍山文化，總的來說學術界認為黃河是中華文明的搖籃，中國文化的中心。后來浙江發現新石器時代的河姆渡遺址，改變了黃河中心論的理念。當良渚發現了反山王陵以及莫角山宮殿區，考古人員也只是推測江南地區潮濕，所以人們堆高土臺在上面生活，不會想象外圍還有更大的城。當我們最終在良渚發現了內城面積就達300余萬平方米的古城，其實完全沖破了考古人原來的設想。我們沒想到新石器時代竟然有這么大的城！所以后來包括湖北石家河、陜西石峁、四川三星堆都在這以后發現了城或者實現城墻的合龍。可以說良渚讓考古界解放了思想，堅定了尋找更大古城的信念。
申遺成功離不開考古人的付出
記者：良渚文明延續了1000年，這座龐大的古城最終為何消失？
劉斌：良渚在距今4300年左右，文化面貌已經開始發生轉變，從良渚文化變成了錢山漾文化，但當時古城還在。在距今4200年至4100年之間，也就是大禹治水的年代，當時全球出現持續變冷變干的極端天氣，在中國表現為廣發洪水。長江流域暴雨成災，同時錢塘潮也不斷涌入良渚，洪水無法退卻，漸漸這塊盆地就不再適合居住和耕種。這個過程持續的時間非常長。我們考古發現良渚的洪泛層有一米多厚，解剖開來像千層餅一樣，里面還發現了海洋生物有孔蟲。所以古城消失后的兩千年里，這片區域只有靠近山區的地方有遺址，平原地區就沒有人類活動，直到戰國時期人們才重新走進這里生存繁衍，這也成為良渚古城能夠完整保留下來的重要原因。
記者：如今四川三星堆遺址也在積極準備申報世界文化遺產，良渚的成功申遺有無可供借鑒的經驗？
劉斌：良渚古城成功申遺后我們曾總結了兩條經驗——除了地方政府的強力推動以外，最重要的一個是浙江考古人具有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像反山、瑤山發掘以后，正是考古人意識到它們的重要性，拼命呼吁政府把地塊買下來，想的就是以后這里說不定會建成博物館。后來莫角山宮殿區發現后，為了保存下來還推動了國道改線。如果沒有考古人的超前意識和責任感，這些地方或許就消失了。如果當良渚古城發現以后，古城內已經是一片沒有遺跡的空心，也不可能申遺成功。
世界遺產評的是不可移動遺產。三星堆遺址祭祀區的考古相當成功，青銅器、金器、玉器、象牙等豐富的出土文物讓我們能直觀感受到三星堆曾是一個相當發達的國家，那么在祭祀區以外，或許還可以有更多的認識，比如王陵區、手工業作坊區等三星堆古城的更多分區布局，甚至包括城外也要有更多認識。三星堆的周邊如今還相對空曠，如果能把相關考古勘探工作做到方圓1000平方公里，搞清楚幾千年來甚至一萬年來這個區域的演變，相信會有更多新的認識和發現，也能為三星堆申遺提供更多更扎實的材料。
記者手記
文化遺產被發現被保留
離不開他們的默默付出
最近幾年，隨著國家對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視，負責文明探源和豐富歷史內涵的考古，大有成為顯學之勢。電視里，各種考古文博節目層出不窮屢成爆款；現實中，類似三星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等考古遺址成為熱門的旅游目的地，越來越多的公眾愿意在此觸摸中華文明的源遠流長和博大精深。
大量珍貴的文化遺產能夠被發現、被保留，離不開考古人的默默付出。
在采訪劉斌時，我曾問他以前考古工作和農民種地一樣“面朝黃土背朝天”，難不難。他笑著說，考古需要常在野外出差，的確很辛苦，“但哪個行業沒有點自身的艱苦呢？”所以在他回首考古生涯的酸甜苦辣時，印象最深刻的反而是和考古本身無關的一些事情，比如當考古影響地方政府搞經濟的時候怎么辦？“那就得和很多力量進行抗爭。這種情況應該哪里都有，估計我們搞考古的都有去擋推土機的類似經歷。”
雖然良渚古城在歷代考古人的努力下最終申遺成功，但在劉斌看來還是留下了諸多遺憾，比如2009年發現的崗公嶺水壩，依然因取土被去掉一半，有的地方因農民建房，兩米多深的地基就直接挖在水壩上。
記者在采訪中也了解到，如今在國家的重視下，考古工作已獲得前所未有的關注和政策保駕護航，但考古發掘和后續的文物保護事業還相對弱勢，相應的保障措施還沒有完全到位。不過很多考古人選擇了對歷史負責對人民負責，自覺承擔起了保護好、傳承好歷史文化遺產的重要使命。用優秀傳統文化滋養民族文化自信，他們一直在努力。
①2005年出版的《南河浜——崧澤文化遺址發掘報告》一書，奠定了崧澤文化研究的基礎，確立了崧澤文化的分期標準和斷代標尺。
②2018年主編并主要撰寫出版了《良渚古城綜合研究報告》。該書是良渚古城及良渚遺址30多年考古發現的綜合研究專著。2019年，該書獲評錢學森城市學金獎和全國文化遺產十佳圖書。
③2019年組織完成了第一本良渚文化的圖畫書《五千年良渚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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