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的一天，原文化部副部長、國家圖書館原館長、國家古籍保護中心原主任周和平在一個項目報批文上特別簽署意見：請古籍館組織精兵強將集中精力開展“天祿琳瑯”的修復工作，要作為全國古籍修復的重點項目予以支持，以此帶動全國的古籍修復工作。另外，請古籍辦在列入“國家名錄”中的有影響且急需修復的古籍選出若干，列入修復計劃，從經費上給予支持，以推動全國古籍保護工作。

　　這是一本什么樣的古籍？為什么這次修復得到如此重視？作為古籍修復“國家隊”的國圖是如何修復的？

　　最大的一次珍貴古籍的修復

　　回答上述問題，需要先了解何為“天祿琳瑯”？

　　中國古代皇家對于書籍的收藏與整理至清乾隆時期達到鼎盛。“天祿琳瑯”是清代乾隆皇帝將皇宮各處藏書中宋、金、元、明版舊書進行擇選，掇之菁華置于昭仁殿而成的重要藏書。

　　雖為清宮珍視專藏，但從建立直至20世紀50年代，幾經坎坷，磨難頻生。期間火、盜、兵、蠹，致使藏書大量損佚，664部中已有近60部不見影蹤。

　　目前，國家圖書館藏“天祿琳瑯”279部，其中宋、元刻本占比較大，并且保存著《欽定天祿琳瑯書目后編》中最為珍貴的大部分古籍。這些古籍不僅刊刻年代久遠，有的還是存世孤本，彌足珍貴。

　　2013年6月，國家圖書館古籍館完成了“天祿琳瑯”未編書的編目并對其進行了破損情況調查。調查結果顯示，這批書籍中百分之十屬于一級破損。

　　“一級破損的古籍意味著急需搶救性修復。”國家圖書館古籍館副館長陳紅彥說。

　　據陳紅彥介紹，國家古籍保護中心以此為契機，計劃開展“天祿琳瑯”修復項目，用若干年時間完成這批珍貴古籍修復。隨后，邀請古籍修復領域有關專家對“天祿琳瑯”修復方案和工作計劃進行論證。專家認為開展本項目對古籍修復、人才培養及科學研究具有重要意義，一致通過修復方案，建議盡快開展相關工作。

　　2013年8月27日，在“中華古籍保護計劃”經費的支持下，國家圖書館藏清宮“天祿琳瑯”修復項目正式啟動，“天祿琳瑯”修復項目隊伍也隨之組建：由國家圖書館古籍館資深修復師朱振彬擔任首席專家，帶領國家圖書館古籍修復骨干崔志賓具體承擔修復工作。并在修復中開展青年修復師培訓和針對性的材料檢測、研發等工作。

　　這是“中華古籍保護計劃”實施以來最大的一次針對國圖珍貴古籍的專項修復行動。

修復后的“天祿琳瑯”中國經濟網成琪/攝

　　科技融入修復中

　　“由于條件有限，修復工作是在半地下室開始的。”陳紅彥說。

　　“由于‘天祿琳瑯’藏書破損情況復雜且多樣，這次修復難度很大，情況復雜，修復方案無法一概而論，而是需要針對每一冊書進行‘個性化’定制。”朱振彬感慨地說。

　　“天祿琳瑯”與國家圖書館歷史上《趙城金藏》、敦煌遺書、西夏文獻、《永樂大典》等大型善本修復項目不同，前者涉及藏品種類相對單一，在修復方案制定、修復材料的準備方面基本可以一次完成。但“天祿琳瑯”藏書年代跨度大，呈現破損情況復雜、修復材料多樣等特征，修復難度和挑戰大于前者。

　　“藏品安全和藏品修復的質量優于藏品修復的速度。”本來計劃4-5年完成的修復，最終是八年完成。

　　這期間，修復師們在“整舊如舊”的指導原則下進行工作，但又要根據不同問題對其靈活應用。崔志賓告訴記者，“天祿琳瑯”藏書中有一個顯要特征，即大多數藏書中都可見前人修復的痕跡。這樣他們又面臨了一個新的問題——保留還是清除這些“后來者”的遺存。

　　“修復首先考慮文物價值，過多的干預就影響了文物價值，所以修舊如舊，盡量保持文物原貌，不做過多的干預。對于這些遺存我們尊重歷史，盡量保留原樣。”有著四十多年修復經驗的朱振彬說。

　　“哪怕它只留下了一點材料，我們也要盡量對其進行保護，這是對歷史的尊重。”崔志賓記得，第一天修復時師傅對她說的這句話。

　　國家圖書館在此次修復中對該問題進行了反復深入的探討，最終在處理留有前人干預痕跡的古籍時，修復前充分分析其干預手段對當下乃至未來該書的使用質量及保存壽命的影響，從而合理把控當下修復周期需要復原的時間節點。面對不影響書籍保存質量的情形，需嚴格維護歷史遺存，為后人留下客觀實證。

依稀可見“天祿琳瑯”修復后的痕跡 中國經濟網成琪/攝

　　但有許多特殊案例，例如，過去以“連補帶襯”等不當修補方式進行修復造成書葉紙張褶皺、板結、粘連等情況，如《班馬字類》《孟子音義》等，前人的操作痕跡不利于古籍保護，本次修復進行了整改，盡量減少其本體繼續劣化的可能，從而使留存時間得以延長；也有書葉紙張嚴重失去物理強度、亟需搶救的情況，水浸后嚴重粘連、酸化嚴重導致紙張酥脆，如《丹淵集》《唐類函》等，若不及時進行脫酸、加固處理，酸化范圍將繼續蔓延；還有絮化嚴重致使紙張變形、交互粘連乃至稀薄疏松的情況，如《六家文選》《太玄經解贊》等，如不對其進行局部甚至整體托裱，承載文字的紙張將繼續劣變降解。

　　“在處理以上病害問題時，修復方案并非死板照搬‘整舊如舊、最少干預’等原則，在秉持基本原則的前提下，工作中仍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朱振彬說。“現從修復成果來看，對古籍修復基本原則深入理解、靈活踐行。“整舊如舊”貫穿修復工作始終，讓以上難題均已解決甚至突破。”

　　此外這次修復還充分運用了科技手段，解決了古籍保護中古籍修復材料難配的困擾，讓科學技術變為生產力在古籍修復領域得以實現。這也是科學實驗室和青年古籍保護和修復師的科學素養一次完美結合。

　　“天祿琳瑯”藏書所用紙品多樣，破損類型亦是復雜，通過對藏書的原有材料、破損情況以及修補材料等進行了科學檢測與分析，讓以往以主觀判斷為主的修復工作開始有客觀檢測憑據，使修復人員更準確判斷古籍各方面情況，以便制定更加精準的修復方案，大大提升了修復工作的客觀性、合理性，“讓本次修復工程在傳承老一輩技藝經驗的基礎上，又融入了新時代文獻保護的科學理念。同時，在修復過程中還以攝像、照相、文字記錄等方式留下了很多珍貴資料。”陳紅彥說。“這種一邊科研，一邊培養人才，一邊傳承技藝的模式，不僅取得了良好的修復結果，也助力國家圖書館古籍修復科研水平得以進一步提升。大量的檢測數據、記錄影像和文字成為古紙數據庫和科學配紙的重要依據。”

　　“師帶徒”培養人才

　　“天祿琳瑯”項目既是古籍修復項目，也是非遺技藝傳承項目。如何以項目帶動修復技藝的傳承？

　　一般來說，修復人才的培養主要有三種方式，一種是師傅帶徒弟的模式，一種是通過培訓班培養，還有一種是通過高校培養。

　　由于歷史原因，國家圖書館古籍修復人員在年齡上存在斷層，年齡段從60后直接跨越到80后。在這次修復中，國家圖書館大膽地采用了“師帶徒”的模式。

　　崔志賓入館第一年就加入了“天祿琳瑯”修復項目，在過去，想參與這種珍貴古籍修復項目，至少需要有十年的經驗才能去動手。“這是我職業生涯，也是我人生非常難得的一次經歷。”崔志賓說。于是她從打下手開始，一邊觀摩一邊學習，到最后直接參與項目。

　　“這些80后多為碩士研究生畢業，有一定理論基礎和研究能力。在具有35年以上修復經驗專家們的示范帶動下，對破損情況復雜多樣的‘天祿琳瑯’藏書，通過實際修復工作掌握了相對全面的技能，并在項目修復過程中同時開展相關材料、工藝、設備、工具等研究。”朱振彬說。“通過這種方式，我們培養了新一代古籍修復的中堅力量。”

　　“這種方式能原汁原味的使修復技藝得到有效傳承，但是缺點就是慢。”朱振彬說。

　　2018年9月，國家古籍保護中心舉辦“第九期全國古籍修復技術與工作管理研修班”，將“天祿琳瑯”修復作為培訓主題，根據國家級古籍修復技藝傳習中心附設的傳習所及傳習導師推薦，擇優選出了來自北京、天津、山西等地在古籍修復一線崗位上表現突出的12位古籍修復業務骨干，接受培訓、切磋技藝，參與“天祿琳瑯”修復工作，在朱振彬看來，這也是作為古籍修復“國家隊”的國圖通過這個項目較好帶動了全國古籍修復力量，為全國古籍修復人才培養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修復之后

　　2021年12月，國家古籍保護中心辦公室組織召開專家驗收會，專家對修復項目成果給予高度評價。與會專家認為“天祿琳瑯”修復項目超出了預期目標，是國家圖書館繼“敦煌遺書”、《趙城金藏》等修復項目后，又一重要珍貴古籍修復項目。在項目管理、修復步驟、修復技藝、修復材料、科研成果、技藝傳承、技術創新等多方面取得豐碩成果，全面、詳實、豐富地記錄了修復過程，將國家圖書館古籍修復工作提升到一個新的水平，也為此后大型古籍修復項目科學化、規范化開展提供了有益的經驗和資料，具有里程碑意義。

    2022年1月7日，國家圖書館召開館藏清宮“天祿琳瑯”修復項目重大成果新聞發布會，歷時8年之久的國家圖書館藏清宮“天祿琳瑯”修復項目取得圓滿成功，正式結項。

　　“該項目一方面是對‘天祿琳瑯’藏書的修復實操工作，另一方面也是對古籍修復原則的進一步深化解讀。圍繞‘整舊如舊’形成了一個個更加具體、細化的課題，也產生了系列科研成果，在踐行修復理念方面實現新的突破，做到了‘學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這不僅是對修復技藝的全面施展，也體現出修復工作者日益嚴謹的治學態度，從而幫助進一步提升古籍修復行業水平。”對于這個項目，國家圖書館館長、國家古籍保護中心主任熊遠明做出上述總結。

　　據悉，2022年，國家圖書館（國家古籍保護中心）將舉辦“天祿琳瑯”修復展，出版相關修復成果，推廣修復經驗和科研成果。

　　“這些書修復好后，還能保存多少年？”采訪最后，面對這個問題，朱振彬笑了，“現在保存古籍的條件好了，我覺得再保存二百年沒問題。” （中國經濟網 成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