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數字技術成為博物館的關鍵詞，全球各地的博物館不約而同加快了數字化進程。這種變化既和疫情有關——疫情之下的博物館尋求各種替代現場體驗的線上方案，作為吸引觀眾參觀的另一種方式。同時，這種變化又是“蓄謀已久”的——受到信息技術不斷進步的推動，博物館在思考模式、服務形式等方面其實都在做出改變。可以說，信息技術正在促成博物館的下一輪發(fā)展。日新月異的技術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重塑著博物館的形態(tài)。這樣一種判斷的給出，是基于數字技術給博物館帶來的更多的想象力已被看到。

　　重塑線下展覽：參觀路線高度定制化，為觀眾推送更對味的“小型特展”

　　信息技術為博物館賦能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打破時空的局限，將博物館的海量資源和知識更有機地呈現出來。這樣一種時空的復用關系，將給線下展覽帶來更多的“玩法”，更豐沛的想象力。目前，國內很多博物館還停留在利用導覽器和二維碼等數字標簽，在有限的空間里多語種、更全面地展現展品信息。但實際上，利用數字導覽器向觀眾提供多條參觀線路，同一時間內不同觀眾在同一間展廳里還可以有多種不同的“玩法”供選。這不僅是一種時空復用，而且可以滿足不同觀眾的需求、品味差異。

　　例如我在英國國家畫廊參觀時發(fā)現，導覽器里有幾條路線：包括宗教主題、植物主題等，觀眾選擇自己感興趣的主題，隨著語音介紹，可以有主題地參觀，如同順應他們的喜好單獨策劃的“小型特展”一樣。當然這里都是預設好的展覽路線，而未來這些展覽路線可以更加“高度定制化”——在更加清晰地獲得觀眾的喜好以后，基于博物館提供的展品，結合個性化推送，每個觀眾得到的都是他們更感興趣的“小型特展”。或者觀眾可以結合博物館提供的基本展品，并加上自己的想象力，自主組織一個展覽或設計一條參觀路線，并邀請自己的朋友來觀看。

　　當文物被數字化以后，空間層面上的復用使看展覽也變成了更容易的事——敦煌的洞窟、故宮的養(yǎng)心殿等經過數字化后，可以在全球各地的展廳里出現；一些受限于空間而無法完整展現的展品，如書畫展里的長卷類展品，借助數字化技術，不僅得以為人們一窺全貌，甚至可以讓觀眾用一種慢慢展開的模式來欣賞，還原長卷本來的欣賞模式。

　　而文物被數字化后，也因數據的復用而獲得更高的自由度，由此帶來展覽更加流暢的知識架構和敘事邏輯。例如策劃展覽時，經常碰到這樣的困難，有些展品已經被其它展覽使用了，或者同一件展品，在這個單元里是故事鏈條里重要的一環(huán)，但在另一個單元里出現又說明了另一個問題，那么同一件展品放在哪個單元里面好呢？數字技術就將令這種兩難的問題迎刃而解，因為文物的數字孿生可以作為文物本體的“替身”。

　　重塑線上服務：海量知識的時空復用，更好地滿足多元化、復合化的觀眾群體需求

　　數字技術在線上服務方面的賦能潛力更為突出。博物館所收藏和產出的更多資源、信息和知識上網后，可方便更多的觀眾利用博物館資源進行研究，完成終身學習，而且處處能學、時時可學。疫情期間在線教育的蓬勃發(fā)展，也為博物館準備了更多的線上觀眾。各大博物館正越來越多地利用在線形式向觀眾介紹自己的博物館和藏品，并且這樣的方式備受追捧。九月故宮雨中直播，有百萬觀眾同時在線觀看。而國家博物館發(fā)起的“全球博物館珍藏展示在線接力”活動中，一些熱門的博物館吸引了高達300萬觀眾觀看。

　　觀眾增加也反過來對博物館提出了更高要求，不妨以對于時空復用更為深入的思考來滿足，這也是和觀眾群體的迅速擴大和差異性增加密切相關的。由于線上觀眾增加并向線下引流的效應，博物館必然面對觀眾群體構成的快速多元化和復合化——用二八法則來分析，這其中既有頭部大流量，也有需求各不相同的“長尾”。值得注意的是，后疫情時代，“長尾”的比例可能大大增加，這一方面是因為疫情防控期間基于安全保護的考慮，博物館頭部流量減少，另一方面是疫情特殊時期，更多人在空閑時間養(yǎng)成了關注博物館、利用博物館資源的習慣。還以故宮博物院為例，在八月底故宮的限流人數為每天1.2萬人，比之疫情前的8萬人是一個銳減，但當時舉辦的“蘇軾展”特展展廳內人頭攢動。據估計，當時到訪故宮的觀眾中幾乎有1/3是專為此展而來。“長尾”比例變大，也為博物館布局多元化服務提供了更強的動力。

　　回溯博物館的歷史，從個人收藏到公共博物館，從僅面向小眾“精英”的博學苑到面向廣泛人民大眾的公立博物館，博物館的觀眾經歷著從單一到多元化的發(fā)展。只是隨著信息技術的發(fā)展，特別是疫情對人們生活方式的改變，這個進程在短時間內完成了“三級跳”——疫情期間網絡使用量的明顯增加促使博物館受眾倍增。時下，要適應觀眾構成的這種快速變化，博物館需要利用更多形式對觀眾進行“摸底”。而伴隨著對多元化觀眾的理解不斷深入，博物館的多元化服務也將更加精準。

　　說到博物館的多元化服務，本不是一個新課題。博物館經常利用空間設計完成“分眾”化體驗，或者采用“分眾”化思維進行公眾教育。令我印象比較深刻的如英國V&A博物館的“小熊維尼”展，展廳設計得十分精致。以年齡為標準對空間進行劃分，向成年人提供“懷舊”內容，而向兒童提供“趣味、游戲”內容。除了以年齡為標準，觀眾興趣也可作為劃分標準。例如南京博物院的展覽通常分幾類布局，有文化對比類展覽、以當代視角觀照傳統(tǒng)文化的展覽、帶有宮廷原狀陳列元素的展覽、關于當代生活的展覽等，利用不同的展覽滿足不同觀眾的參觀口味。而當數字技術賦能這些已有的“分眾化”服務形式后，博物館服務的維度將得到再一次擴展。一方面，在加入時空復用關系后，展覽的內容可以更豐富。另一方面，當展覽獲得更高的自由度時，在內容的組織上，不如再用一次二八法則——用“八”分的力氣去服務核心觀眾。

　　為了準備新的數字展廳，我曾組織一些博物館的核心觀眾進行深度溝通。這些觀眾可能每周都會到訪各大博物館，十分關注各博物館的展覽和講座信息，對博物館的知識非常感興趣，甚至對很多展覽如數家珍，并有獨到的見解。但同時，隨著博物館的觀眾增加，他們越來越苦惱于觀展環(huán)境嘈雜，講座名額越來越難搶等。我想，此時運用信息技術可以更好地服務到他們對知識的渴求。例如V&A博物館在網上開放了藏品信息，包括藏品的展覽位置和入藏歷史等，同時該館在展廳的角落里設置了電腦，方便觀眾及時檢索藏品信息。這是因為該館用了很多密集型展柜，造成展品很難安排展簽對展品進行說明。而借助電腦自助檢索這樣的設置，觀眾在參觀時如果對一件展品感興趣，可以用展廳內提供的電腦及時查詢展品信息，即時學習、收集信息。這對研究型觀眾來說是非常有用和有效的設置。而未來更多地利用信息技術帶來的知識豐富性和時空可復用性，輔助多元和復合的“長尾”觀眾，照顧到他們對知識不同層面的需要——從發(fā)現問題、解決問題，到自主利用博物館資源構建知識體系；從感興趣開始，進而引發(fā)學習，進一步開展研究。

　　以信息技術賦能博物館龐大的知識資源，再以博物館賦能更多觀眾的終身學習。這是正在路上且分外令人憧憬的博物館的新服務形態(tài)。同時我想，這樣的博物館將在未來的社會中產生越來越大的作用，吸引到越來越多的觀眾，并成為一種新的生活方式。

　�。ㄗ髡邊敲龋瑸楣蕦m博物院資料信息部副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