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共楊浦區委宣傳部、文匯報社和上海市電影發行放映行業協會聯合打造的 “光影·電影講堂”，推出“紅色電影”“大師”“青年藝術家”“海派電影”等系列主題，通過主題演講、嘉賓對話和影片觀摩等形式，邀請一流導演、編劇、制作人和學者，解讀電影背后的故事與歷史，構建光影之上的對話交流空間。首期由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上海文史館研究館員、中國史學會副會長熊月之作題為《歷史中的大與小——從四行倉庫抗戰說起》的主旨演講。

　　2020年是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5周年，說到抗日戰爭，我們中國人有四個始終銘記在心的特殊日子：“九一八”“一·二八”“七七”和“八一三”。從歷史上“大”和“小”的角度來看，我們原來將抗日戰爭史分成全面抗戰和局部抗戰，發生在1931年和1932年的“九一八”“一·二八”與發生在1937年的“七七”“八一三”就分在了兩個不同時期。而現在統稱的“十四年抗戰”就將這四個日子歸在了一個時期。

　　“一·二八”與“八一三”都直接與上海有關，起到扭轉全局的作用

　　在上述四個日子中，“一·二八”與“八一三”（即1932年1月28日與1937年8月13日）直接與上海有關，熱映電影就聚焦了八一三事變后的淞滬會戰尾聲的四行倉庫保衛戰。

　　這兩次戰役是在不同的起因、背景和目標下發生的。“一·二八”事變發生在“九一八”事變以后，日本帝國主義占領了中國的東三省，策劃建立偽滿洲國。這一嚴重侵略行動導致了世界各帝國主義國家間的利益不平衡，更引起了中國人民的堅決反對。為了轉移目標，日本侵略者通過挑起事端以轉移視線。因上海有著相當特殊的地位，是西方各國利益所在地，能起到其他城市無法起到的作用，所以，日本侵略者選擇在上海發動戰爭，具體挑釁位置就在楊浦區的馬玉山路（今雙陽路）。馬玉山路上的三友實業社，是中國民族資本家所辦的一個企業，與日本存在市場競爭關系，為日本人所記恨。

　　當時，三友社工人組成了抗日救國會和三友抗日義勇軍，400余人每天在上班前操練。西鄰日商東華毛巾廠駐有日本海軍陸戰隊，設有瞭望臺，看到三友社毛巾廠的行動，恨得牙癢癢，視為眼中釘。1932年1月18日下午，天崎啟升等五人以舉行“寒中修行”為幌子，在馬玉山路三友實業社毛巾廠門前敲鼓擊鐘，還向廠內投擲石塊，義勇軍成員立即跟蹤其后。天崎啟升等人見工人們尾隨而來，便向馬玉山路租界方向逃竄，逃到趙家宅附近時，遭到工人的攔截盤查。此時，由田中隆吉和川島芳子事先收買和雇傭的一批打手，化裝成工人模樣混入義勇軍中，用石塊猛砸天崎啟升等人，造成日僧一死二傷。打手們見日僧或死傷或逃逸，便一哄而散，將責任嫁禍于工廠工人身上。這便是轟動一時的“日僧事件”。日本發動戰爭就以此為借口。

　　1937年淞滬會戰，是當時中方主動調整抗日方略的結果。“九一八”事變以后，日本由東北，而華北，步步南侵。中方判斷，日本下一步侵華戰略便是沿著平漢鐵路南下，侵占武漢，再沿著粵漢鐵路南下廣州。這樣，日本將依托占據貫通南北的鐵路大動脈，將中國分隔東西兩塊，進而憑其強大的軍事優勢，將主要依托于東南沿海地區的南京國民政府消滅，最終滅亡中國。為了粉碎日本的圖謀，中方決策在上海與日本會戰，將日本兵力調往南方。這樣，在上海能勝最好，不能勝，則且戰且退，遷都重慶，依托西南大后方，用空間換時間，拖住日本，打持久戰。決戰地點選擇上海，因為這里是日本必爭之地，也是西方各國利益所在。中方寄希望于“九國公約”相關國如英、美、法等干涉或調停。在當時中國，能起這樣作用的戰略據點，只有上海。

　　淞滬會戰是中國抗日戰爭史上二十多次會戰中，發生最早、最為慘烈、最具戰略意義的會戰之一。日本所謂速戰速決的幻想就此破滅，從此被拖入持久戰的泥潭。中國一掃以往“東亞病夫”“一盤散沙”形象，萬眾一心、敢打敢拼的抗戰精神，呈現在全世界面前。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在淞滬會戰中達到了調整抗日方略、振奮民心的目的。可以看到，這兩次扭轉全局的戰爭都與上海有關，這與上海這座城市的特殊性有關。

　　歷史中的大與小：人口面積小，在全國的經濟比重大，與世界聯系大

　　就歷史的大與小而言，上海的面積、人口在全國的比例很小，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上海面積不到全國的萬分之一，人口不到全國的百分之一。但是，就上海在當時全國經濟中的比重而言，很大。上世紀三十年代中期，上海已是超過350萬人口的特大城市，不光全中國最大，也是遠東最大城市之一。其時，上海城市人口，幾乎等于南京、北平與天津三個城市人口的總和。抗日戰爭前夕，除東三省外，全國工廠數的30%在上海，工業產值50%以上出自上海。許多達官貴人將家安在上海，將錢存在上海，將產業置在上海。上海成為全國財富匯聚之區。

　　舉例來說，從晚清到北洋政府，再到南京國民政府，包括江南制造局、輪船招商局等涉及國家重要經濟命脈的設施都在上海。民間資本如李鴻章、曾國藩，他們的私人投資也都在上海。曾任南京國民政府主席的譚延闿是土生土長的湖南人，但他把家遷到了上海，資產也都存在上海。閻錫山的主要財富也主要集中在上海。

　　從上海與世界聯系角度看，占比也很大。上世紀三十年代中期，外國對華出口貿易和商業總額的81.2%，銀行投資的79.2%、工業投資的67.1%、房地產的76.8%，均集中在上海。1936年，上海對各通商口岸貿易總值，占全國75.2%，1940年比重上升到88%。與此相一致，上海也是列強在中國的投資中心。據研究，1930年，英國在上海投資占其在華總投資的76.0%，美國在上海投資占其在華總投資的64.9%，法國在上海投資占其在華總投資的40.9%，日本在上海投資占其在華總投資的66.1%(東北除外)。

　　因此，上海是當時的中外利益共同體，既像一個多國共有的珠寶店，又像一個國際信息匯聚之地。世界上的很多國家包括中國的信息情報都匯聚在此，產生了溢出效應。正因如此，世界各國的情報組織，如左爾格情報網就經常在上海探聽日本在中國的戰略動向，也探聽德國人的戰略動向。

　　上海的“孤島”奇觀：蘇州河一邊炮聲震天一邊笙歌達旦

　　因此，上海表現出相當的特殊性。首先它是中西利益的共同體，當時的上海其實是“三個上海”，即由公共租界的上海、法租界的上海和華界的上海共同組成，它們各自擁有獨立的政府、法院、教育、衛生。當戰爭打響后，每個地方各自為政，只保護自己。上海有著獨一無二的“孤島”奇觀，戰爭進行時，蘇州河兩岸已經呈現截然不同的城市景觀。誠如著名記者陶菊隱所寫：“蘇州河一水之隔，一邊是炮聲震天，一邊是笙歌達旦。每當夜幕降臨，租界內徹夜通明的電炬，透過幽暗的夜空，與閘北的火光連成一片，映紅了半邊天。”正因為有此奇異格局，才會出現外國記者在租界陽臺上一邊喝咖啡、一邊了解戰況的戲劇性場景。這在驚天動地的二次大戰史上，也找不出第二例。

　　上海“孤島”成為日本獲取、轉運戰略物資以及套取外匯的中轉市場。日軍對租界實行的是“和平封鎖”，即只禁止中國船舶的海上交通運輸，對第三國船只雖時有阻攔，但并不完全禁止進出。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進出上海港的輪船噸位中有將近六成屬于中日以外的第三國。當然，日本人也知道其中有相當部分是掛著外國國旗的中國船只。

　　各方還在上海爭奪政治與文化影響力。左翼文化興盛一時，帶有強烈“魯迅風”的雜文，反映淪陷區人民生活和斗爭的戲劇，梅益等主編的報告文學《上海一日》，都很有影響。以演出反映抗戰生活、借古諷今戲劇為主的大大小小業余劇團，有一百多個。當時的上海租界，繁榮到難以想象的地步。第二次世界大戰歷史上，被敵方占領的大城市，無論是北平、南京、香港，還是布拉格、華沙、巴黎，都沒有與上海類似的情況出現。

　　上海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與中國抗日戰爭中的特點與作用，交互影響，相互作用，使得上海這座城市，要悲壯有悲壯，要柔情有柔情，要崇高有崇高，萬象雜陳，令人目不暇接。人間一切正劇、悲劇、喜劇、荒誕劇，在這里都有上演。于是，上海被涂上神奇、怪誕、夢幻乃至幽默的色彩，難怪被日本人稱為“魔都”，也難怪斯皮爾伯格的《太陽帝國》，李安的《色戒》，周潤發領銜的《上海灘》，都要以上海為背景。

　　這便是上海之所以為上海的地方。

　　（李念、袁琭璐整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