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壤像鋪了一層厚厚的羽毛，太陽臥在里面抱窩。臥在里面，使土壤發(fā)酵,使草木生根,使雛鳥破殼,于是孵出了春天,太陽便出了窩。陽光像柳絮一樣，到處塞人的鼻孔，碰人的嘴角。”1984年，78歲的蘇金傘為故鄉(xiāng)睢縣寫詩。

　　36年后的庚子年，一個同樣柳絮紛飛的春日，我來到睢縣白廟鄉(xiāng)土樓村，再尋詩意。

　　睢縣坐落在巨大的黃泛平原上，是國家扶貧開發(fā)工作重點縣，有建檔立卡貧困戶32373戶98032人。土樓村，位于睢縣城南10公里處，轄2個自然村4個村民組，全村301戶，總人口905人，貧困戶有133戶329人，風貌古樸，資源匱乏。

　　在睢縣乃至豫東乃至整個黃泛平原，像土樓這樣平凡得只剩名字的小村莊，一抓一大把。唯其平凡，其破繭成蝶，才具有或可復制的普遍意義。

　　土樓破繭化蝶，突破點是文化藝術扶貧。它把不識字的老太太打造成畫家，把破敗農家院變成藝術家工作室，村民、藝術家、基層干部逐步建立起藝術家社區(qū)，之后，各種生意人和外來人口，將土樓衍變成嶄新的生態(tài)系統。土樓持續(xù)兩年的藝術村打造，像是一場創(chuàng)造力實踐，讓人看到了文化扶貧給脫貧攻堅注入的長久動力。

　　蘇金傘的家在睢縣胡堂鄉(xiāng)周營村，和土樓村直線距離八公里。我在土樓，因畫意時時觸動詩情。這種詩情畫意，我原以為是土樓村民的“無中生有”，沉浸其中才發(fā)現，這片大地本身即深蘊畫意詩情，在新時代里，它被人們再度發(fā)現與煥發(fā)。

　　這片大地上，雖然“很多歌消失了”(汪曾祺語)，但“沒有一只鳥在這里撒過謊語,也沒有一朵花在這里騙過春天”。

　　牡丹在紙上長出來

　　一雙女人的手，手指粗短手背厚實生滿曬斑，指甲劈裂。這雙手捏著一管筆，在米色宣紙上，描出柔韌有力的線條，一朵花瓣繁復的牡丹，在紙上慢慢長出來。

　　這雙手的主人叫杜雪梅，她52歲，身材粗壯，皮膚發(fā)紅粗糙，一雙細長的笑眼埋在厚劉海里。她站在一間大畫室內，身邊有三四個70多歲的老人正伏案作畫。

　　77歲大字不識的李玉榮正用勾線筆勾線，她說：“花瓣好畫，葉子難描。葉子畫不好沒立體感。一個葉子先上四遍花青，再上四遍綠色，畫本身用赭石藤黃打底。”

　　黃培云，76歲，頭發(fā)全白，戴老花鏡，兩手各拿一支筆在分染，這是工筆畫繪制中重要的染色技巧，一支筆蘸色，一支筆蘸水，將色彩暈染開去，形成由濃到淡的漸變效果。他細細地點染著一朵紅荷的花瓣。

　　2018年4月26日開始，土樓村在這間大畫室內，開始培訓第一批農民畫家，學畫者上百人，學成者有二十余人，其中有不少是貧困戶。

　　杜雪梅畫得最好，她還負責給大家賣畫，她說：“每年我能幫村里老人賣掉幾百幅，一個畫畫的老人一年掙三五千塊錢吧，經濟有改善，又比打牌說閑話強，是樂趣。”

　　畫意詩情，都是美好的精神。當把工筆畫引入鄉(xiāng)村美育的范疇，色彩影響了村民，改變了村民，人活得支棱了起來有了精神，鄉(xiāng)村也改變了氣質有了韻味。

　　工筆畫，又是怎樣助力貧困戶脫貧的呢？晚上七點半，土樓村西頭大舞臺下小廣場上，廣場舞音樂響起來了，蔣新舉站在領舞的位置，他身板瘦弱，動作靈活熟練。

　　蔣新舉家是土樓村最后一戶脫貧的。

　　2017年5月6日，蔣新舉突發(fā)心梗，心臟下了倆支架。當年9月，他從房頂上掉下來全身多處骨折，下了手術臺馬上進了ICU。2019年，他再度心梗，又下了倆支架。他的老伴王翠榮是甲狀腺癌，每個月吃一千多塊錢的藥。老兩口還都有糖尿病。2018年，蔣新舉家本已脫貧，因住院再度返貧。

　　畫畫成了一束光，照進了兩個人凄清困頓的生活。村里的工筆畫培訓班開班時，老兩口坐在第一排聽講。王翠榮是文盲，自己名字都不會寫，學畫時，老師拿筆她拿筆，老師停手她就不動。畫家老師們替換著教了三四個月，老兩口都能畫了。

　　老兩口著迷了，“每天吃罷飯就來畫室，一塊兒說說笑笑，扎堆有氣氛。清早我在家做飯那一會工夫，他也會趕緊來畫幾筆。”王翠榮說。兩人畫畫，一年增收大幾千塊。2019年，老兩口脫了貧。

　　除了畫畫的收入，土樓村精準脫貧的一系列舉措，讓老兩口真正實現了“兩不愁三保障”。

　　蔣新舉掰著手指頭，一筆筆算：兩個人每月有300多元低保費，看病報銷70%。水電全免。王翠榮在村里有公益崗位，月收入200元。她去牡丹園薅草打藥，都是輕省活，一天掙50元。蔣新舉有退伍軍人優(yōu)撫金，月收入300多元。兩人是雙女戶，每月有200元計生獎勵補助。兩人幾畝地有租金，家里老院子出租每年有租金。

　　蔣新舉說：“我白天畫畫練字，晚上去跳舞。白廟鄉(xiāng)辦了三屆油菜花節(jié)，節(jié)會上有廣場舞大賽，我是村隊主力。老伴有時下地薅草，累了去畫畫，勞逸結合。”

　　“好時候都讓俺趕上了。”

　　書與畫，成為土樓村脫貧手段之一。更重要的是，書畫藝術作為一種創(chuàng)造力的實踐，令貧困戶感到我能用藝術改善甚至改變生活，這太讓人提勁了。

　　土樓村的畫筆

　　馮新芳揮舞著屏幕有裂痕刮傷的爛手機，說：“這是俺孩兒淘汰下來的，又不壞，為啥要換？”

　　他揮著爛手機，一天帶好幾撥兒外地朋友在村里參觀。

　　馮新芳是睢縣政協副主席、工商聯主席。“沒有他，就沒有土樓村的今天。”土樓村“第一書記”姬偉說。

　　馮新芳作為縣領導有包村任務，起初讓他包四個，他說：“我包一個吧，我好好弄弄。土樓啥資源都沒有，臟亂差老大難，我就包它了。”

　　馮新芳出生成長于山西農村，對于“三農”問題，他有深切思索。他說：“要實現鄉(xiāng)村振興，必須尋找新的長久支撐點。當下的中國，旅游度假康養(yǎng)時代來了，土樓村走文化扶貧路線，打文旅牌，才有發(fā)展的可能。”

　　土樓文化扶貧，馮新芳選擇的破題之筆——教農民畫工筆畫。

　　馮新芳不擅書畫，但對書畫一直有興趣，也有不少書畫家朋友。他去洛陽見畫家朋友，了解到畫工筆畫零基礎、上手快，需要的就是時間和耐心。他馬上想到：“能否教土樓農民畫工筆畫？學會后大家在家就能畫畫掙錢，還能陶冶情操提高素質。”

　　農民不理解，大字不識一個，咋能學會畫畫？當地政府工作人員不理解，天方夜譚吧？

　　馮新芳花錢從洛陽請來畫家團隊，在村里租院子，筆墨紙硯免費，挨個做工作，請大家來聽課。他還宣布畫成的畫，五塊錢一張他全部收購。有現錢掙，村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了，從屋里到院里，黑壓壓坐的全是人。

　　三四個月后培訓班初見成效，培養(yǎng)出二十多個農民畫家，他們畫畫，也能掙點錢了。

　　馮新芳不滿足，又盯上了村里閑置的大批院落，他建議無論大小院子，一年只收1000元租金，吸引書畫家入住。2018年下半年，建成了頭一批五六個畫室。書畫家們賣作品，薄利多銷，也能掙錢了。

　　繼把不識字的老太太變成畫家，把破院子變成藝術家小院后，“我要把土樓村打造成以文化藝術為核心，吃住行游購娛為一體的新型文旅村，進而帶動整個白廟鄉(xiāng)的發(fā)展。”馮新芳說。

　　從土樓村到文旅村，市場培育期很長，舍不得換新手機的馮新芳，已從自己的企業(yè)收益里，拿出不少錢捐助給土樓村。馮新芳說：“我要把不識字的老太太變成畫家。”他不是詩人，卻有著詩人的浪漫。

　　以詩人的浪漫為發(fā)端，在土樓村，一個藝術家社區(qū)，在各級政府有意引導下，自然地發(fā)生，自然地生長。

　　你看，藝術家群體作為土樓新村民，來了。各類生意人作為土樓新村民，來了。

　　鄉(xiāng)村讓城市更向往

　　李玉芬養(yǎng)的三條小狗不認生，在來訪者身上撲來撲去。李玉芬說：“院太大了，我一個人晚上有點怕，養(yǎng)狗壯膽。”

　　李玉芬的大院子，足有四百多平方米，矮墻墻面刷復古土黃色，繪滿絢爛牡丹花。院里種滿花和菜，架著遮陽傘和小茶桌。

　　57歲的李玉芬是土樓村第一個農民工筆畫老師：“教了幾個月的畫，馮主席（馮新芳）說你留這吧，我就在這扎根了。2018年，六七月份我租下這個大院拾掇好，平時教畫賣畫種菜喝茶，日子過的美得很。”

　　李玉芬來時，村里有幾十套閑置農家院，兩年過去了，46個農家小院被來自北京、鄭州、洛陽、商丘等地的藝術家租賃打造。最新落戶的土樓新村民，是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劉建，他租的院子，正在熱火朝天地整修著。

　　外來藝術家群體落戶土樓，給村民近距離接觸藝術和藝術家生活模式，提供了契機。有些地方的畫家村，畫家和村民兩張皮，沒互動。在土樓，曾有上百名村民跟著畫家學畫，彼此工作生活有互動有交融，杜雪梅和李玉芬，還變成了好朋友。

　　土樓村藝術家社區(qū)初成，之后，產業(yè)鏈條拉長，文化生態(tài)變得豐富，同時更具活力了。

　　馬超，34歲，開一間二十平方米的工藝品小店，產品有手繪包、手繪鞋等等。“手繪需要工筆畫基礎，有四五個村民長期幫我畫，要價合理，合作愉快。”馬超說。

　　馬超房租一年600元，無水電費用，經營成本極低。他生意最好時，一個月有兩三萬元銷售額，還有網店的線上銷售收入。

　　隋紅星，55歲，本是睢縣縣城的裝裱師。他以每年千元租金租了農家院，辦了字畫裝裱工作室，裝裱收費較縣城便宜一半，但年收入依然達到六七萬元。

　　張揚，26歲，是村中“餐飲服務業(yè)大鱷”，在村里經營西餐廳、鄉(xiāng)村酒吧和民宿。

　　2018年春天，張揚在土樓村開了全縣第一家鄉(xiāng)村酒吧。這是一個普通農家小院，土坯墻，院內用粗木頭隔出門廊。室內設吧臺、卡拉OK等，頭頂罩著粗繩網，粗繩網上面，還是農家小院本來的葦席頂和木梁。

　　“鄉(xiāng)村酒吧營業(yè)一年，每晚營業(yè)到第二天的凌晨一兩點，年營業(yè)額六七萬元，利潤達70%。說實話這收入挺出乎我意料的。”張揚說。

　　張揚租破院子裝修成兩三處民宿，最貴的民宿“樂居”每天收費158元。民宿月純收益三千塊左右。

　　西餐廳還在試營業(yè)，其東側墻體是茶色落地玻璃大窗，室內是大吧臺和簡潔餐椅。比薩、漢堡、全家歡等套餐一應俱全，村中孩童不停來點餐，這些“農三代”，衣著飲食娛樂方式，和城市孩子幾乎沒差別。

　　土樓各類新村民還在逐漸增加，村中廢棄老宅院即將消化殆盡。

　　“土樓的新村民群體，給土樓農民帶來的收益是多方面的。一是租金收入。二是租客收拾院子，需要用工。三是有些租客不常住，要出資找人代管打掃。四是餐飲民宿的用工，都是村民。五是他們提供的多種業(yè)態(tài)，讓土樓更宜居宜游。”睢縣白廟鄉(xiāng)副鄉(xiāng)長馬景云說。

　　土樓將大量閑置民宅以極低廉的價格出租，藝術家改造民宅，令土樓村韻味初成。土樓之于藝術家，是強烈的懷舊，又是確切的現實。藝術家群體的棲居，如同在這片大地上，寫作而成新的組詩。

　　除了藝術家群體，還有更多的業(yè)態(tài)在土樓自然地發(fā)生、自然地生長。這充分顯示出美好的鄉(xiāng)村生活就是產業(yè)，就能長出新產業(yè)。

　　土樓各類新村民群體，都是鄉(xiāng)村進步發(fā)展的重要力量。以前，“城市讓生活更美好。”在土樓，已出現“鄉(xiāng)村讓城市更向往”的逆城市化苗頭。

　　美好愿景有了底氣

　　看著現在氣質好顏值高的土樓，有誰還會想起它的前生？

　　“第一書記”姬偉忘不了，白廟鄉(xiāng)黨委書記任巍忘不了，土樓村現任村委會主任蔣成啟也忘不了。

　　2015年10月，睢縣計生委人事股長姬偉，作為睢縣第一批駐村書記來到了土樓，一轉眼，快五年了，他所有的工作日和大多數節(jié)假日，都在村里度過。他說：“第一印象太差了，它離縣城和鄉(xiāng)政府都遠，又不臨主干道。沒有集體經濟，村財政沒收入，村室里連桌椅板凳都沒有。村里到處是破院子，主街環(huán)境差，電線亂扯。青壯年都出門掙吃喝去了，留下的老弱婦孺，瞎白話的打麻將的，那叫一個亂。”

　　任巍說：“在白廟鄉(xiāng)，鄉(xiāng)長書記我干八年了，老大難。”

　　土樓村現任村委會主任蔣成啟，那會兒還是個貧困戶，一天到晚作不完的難，一雙鞋子沾滿泥巴，騎輛破摩托到處跑著覓食。

　　那時的土樓村，“一夜跨過溫飽線，三十年未進富裕門”，產業(yè)發(fā)展不足，經濟發(fā)展滯后，貧困人口較多。

　　那時的土樓村，“一只木船停在水面,沒有撐船人也沒有乘客……從遠方回來的本地人,隔河看著自己的村莊,卻無法回家;而村里想出去的人,又不知從哪里出發(fā)”。

　　姬偉來到土樓后，修村室，蓋廣場，裝路燈，拓道路，完善了基礎設施建設。之后的土樓村，面臨著謀發(fā)展的問題。2018年農歷新春，土樓確立了文旅村定位，經過兩年發(fā)展，土樓村全然改了模樣。

　　蔣成啟難忘時代變革給自己帶來的改變。2018年他穩(wěn)定脫貧后，競選上了土樓村委會主任一職。站在村路上，他迎著太陽仰起棗紅的臉膛，笑出滿臉皺紋。為村里的大事小情，他騎著那輛破摩托，噠噠噠跑得更歡了。

　　土樓確立“文旅村”定位后，著力于發(fā)展做強村集體經濟。

　　先建光伏電站，再建扶貧車間，廠房面積三百平方米，前三年租金才一萬元，目的是把企業(yè)引進先運轉起來。扶貧車間務工者25人左右，多是本村婦女，年齡在四十歲到六十歲之間，日薪五六十元。“村頭就業(yè)的好處，婦女們一邊上班，還不耽誤接送孩子做飯照料家。”馬景云說。

　　土樓村北的中草藥種植基地，是村集體經濟重頭戲。它于2019年下半年建成，總共五百多畝地，種有牡丹、白芍、金絲皇菊等，給村集體帶來年收入三十萬元左右。

　　土樓村集體經濟收入加一起，可能也不如發(fā)達地區(qū)農村一個小廠的收入，但對土樓非常重要。它已有力量給村里數十個公益崗位發(fā)工資，維護村集體正常運轉。已有力量助力村民致富，助力貧困戶脫貧，幫部分青壯年（婦女）回鄉(xiāng)就業(yè)或創(chuàng)業(yè)，甚至吸引周邊農民投奔這兒。

　　“倉廩實而知禮節(jié)，衣食足而知榮辱。”有一定量的村集體經濟打底，土樓農民畫家們，手中的那支筆，拿得更穩(wěn)心思更靜了。

　　有一定量的村集體經濟打底，任巍對土樓的未來有更大憧憬：“有積累后，可以集中財力辦大事。土樓村西趙河口村，目前也在按土樓標準打造，將成為土樓文旅村聚落的一部分。土樓村西一公里是惠濟河十里生態(tài)走廊，當它和土樓文旅村聚落連在一起時，將會形成鄉(xiāng)村振興的新模式。”

　　這，也將是政府主導下的藝術產業(yè)的美好圖景。

　　無論是集體經濟的初見成效，還是“藝術產業(yè)時代”的美好愿景，都是土樓村人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與創(chuàng)造。

　　一個精神煥發(fā)的世界

　　土樓村內到處是微景觀，街兩側綿延著灰磚砌成的小花壇，可見紅磚砌筑的通透西式回廊，還有頂覆茅草的中式古典回廊。幾十處藝術家小院，以及西餐廳、小超市、工藝品店星落于村中，美。

　　隨便走進一戶農戶家，院落清掃得干干凈凈，圈養(yǎng)著家禽也種著花草，廚房內有整體廚柜，戶外有水沖廁所。自豪的神色掛在村民臉上。農民畫家李玉榮說：“有幾個外地人來了，在街上說，這真好啊，咱幾個住一夜再走。我心說能有多好哎，還住一夜。”老太太咯咯地笑起來。

　　偶遇一：初進土樓碰到的第一個村民，是位正彩繪墻面的中年男士，他在一面雪白墻體上畫著亮藍的水、濃綠的蒼松和火紅的楓樹。他是新村民名叫榮黎明。

　　偶遇二：中午十二點半，村路上碰見一戴遮陽帽、拎保溫水杯的村婦，去村北頭產業(yè)園里上班。這已是村婦們的生活常態(tài)。

　　偶遇三：著漢服拿扇子的農家小姑娘，蹦蹦跳跳地出了家門，奔向書畫公益課堂。

　　土樓每個周末都有書畫公益課堂，已堅持了兩年，常有小孩子在門外等著開門。有了這個課堂，有天分的孩子不會被埋沒，沒天分的孩子也會得到審美教育。美是有力量的，美育也是一種“剛需”。

　　從最早馮新芳“要把不識字的老太太變成畫家”的浪漫想象，到藝術家社區(qū)的建成，再到未來的政府主導下的土樓“藝術產業(yè)時代”，這個村莊正發(fā)生著驚人的改變。

　　唯一不變的，是它的田園、河流、鄉(xiāng)野的古樸之美。

　　難忘土樓村的一個平凡中午，在村中老宅院里午休。竹籬笆，青磚墻，雙坡屋頂上鱗鱗小黑瓦，一院子楊樹槐樹梧桐樹，桐花大盛，花香襲人，且開且落。一朵桐花砸頭上，花瓣輕裊，花蒂深褐倒顯得有分量。四周是鳥鳴，清晰可辨的是短促的嘰嘰喳喳，和悠長的布谷布谷。

　　躺于綁在梧桐樹身的吊床上，看濃密枝柯間的嫩藍天空，聽樹葉在風里搖擺的聲音，滿地光影波動，如同水世界。竹籬笆外的大田地，青麥已結出沉甸甸的穗，一個多月之后，“麥地——天堂的桌子擺在田野上，一塊麥地”（海子詩）,一場豐碩的收成等待著農人。

　　忽然感受到平原鄉(xiāng)村農耕生活的素樸之美，美好刻骨，不須粉飾。這樣的生活這樣的村莊，值得期待又憧憬。

　　上世紀七十年代有部朝鮮老電影《鮮花盛開的村莊》，土樓村，正是比喻和現實意義上的鮮花盛開的村莊。鮮花盛開在大地上，也盛開在老百姓心目中。

　　鮮花盛開的村莊里，村民擁有精神煥發(fā)的世界。

　　姬偉對土樓村民重獲自信和尊嚴印象頗深，“我剛來村里時，村民見了我不好意思多說話。現在他們和外人交流自如，有畫家書法家來村里，村民會攆著說話，會要求合影。”

　　任巍忘不掉一件事，土樓村文化廣場舉行了一次脫貧知識競賽，答對者獎勵一壺油和一袋面。坐輪椅的貧困戶劉西東準確答出后，說：“不要獎品，把它給更需要的人。”當問及現在的生活好不好？劉西東沖著話筒，大喊三聲：“好好好！”

　　一次拒絕和三個“好”字，把任巍的眼淚都催下來了，他說：“原來年底各單位去土樓村慰問，慰問品不夠一戶一份，都不敢分。還有貧困戶扯衣裳不讓走訴苦，這也沒辦法那也要照顧。現在，這種場景再也看不見了。”

　　農民需要有獲得感幸福感，土樓正在努力賦予。農民需要精神煥發(fā)的世界，土樓也正在努力賦予。一個精神煥發(fā)的世界，就是一個詩情畫意的世界。

　　土樓的實踐，喚醒了沉睡的土地資源，和人的內在資源。我們看到了村民的內生動力，這是群眾的力量。

　　后記：“這一切我們都不能拋丟”

　　2020，中國決戰(zhàn)脫貧攻堅，決勝全面小康。睢縣545個鄉(xiāng)村在路上，睢縣的黨員干部在路上。

　　為鞏固脫貧攻堅成果，睢縣努力下好“防返貧”先手棋。

　　2020年3月14日，央視新聞聯播點贊河南，睢縣建立的針對脫貧戶防返貧監(jiān)測預警大數據平臺，被著重報道。疫情期間，睢縣預警大數據平臺上，新增加了“就業(yè)、農產品銷售是否受影響”等內容，信息采集由固定每月三次，變?yōu)殡S報隨采。

　　“我們通過各行業(yè)的大數據分析對比，駐村工作隊入戶核實，將農戶劃分為紅黃綠三類戶實施動態(tài)監(jiān)測。紅色戶是返貧高風險戶，黃色戶是返貧低風險戶，綠色戶是無返貧風險的穩(wěn)定達標戶。返貧高風險戶被識別后，政府會馬上跟進一對一精準施策扶貧。”睢縣扶貧辦主任劉學軍說。

　　睢縣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陳國生，曾長期主抓睢縣扶貧工作，他說：“睢縣防返貧警覺性一直很高。2019年3月27日，睢縣針對脫帽后防止再返貧，給全縣正式下文。之后，國家扶貧辦派人來睢縣調研。2019年10月，國家扶貧辦出臺了相關文件，在全國推廣建立防返貧監(jiān)測預警機制。”

　　一方面防返貧，一方面追求高質量脫貧。睢縣縣委常委、宣傳部部長朱韶說：“睢縣基本實現了高質量脫貧，睢縣的健康扶貧、工業(yè)扶貧等，在全國也都叫得響。這給下一步鄉(xiāng)村振興打下良好基礎，給縣域經濟高質量發(fā)展打下良好基礎。”

　　接下來睢縣的脫貧工作，仍有硬骨頭要啃。陳國生說：“目前睢縣還余1197戶貧困戶，共2774人。這些是難中之難、困中之困。縣委書記吳海燕提出，今年加強幫扶力量，副縣級以上干部每人包三戶。”

　　睢縣各級政府工作人員堅守初心，無私奉獻，這一切的緣由，是因為面對這片土地時，他們心中回響著一個聲音：“不能離開我們的鄉(xiāng)村，不能離開我們的家，這一切我們都不能拋丟……”

　　1935年，25歲的費孝通去了吳江縣開弦弓村做了一個多月的調查。1938年，他以此次調查為藍本，完成了博士論文，并很快出書，名叫《江村經濟》，副標題是“中國農村的經濟生活”。這本書，被稱作“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工作發(fā)展的一個里程碑”。因為他通過關注一個小村落，關注到小村落背后“一個偉大的國家”。

　　25歲的費孝通感嘆：“一個站在饑餓邊緣的村莊對誰都沒有好處。”由此發(fā)端，他一生都在探索中國農民的富裕之路。他逝于2005年。費老逝后15年，時光流轉到2020，中國決戰(zhàn)脫貧攻堅，決勝全面小康。

　　中國鄉(xiāng)村，“是孕育中國悠久而燦爛文化的搖籃，也是培育中國共產黨成長壯大的地方”。不了解鄉(xiāng)村就不了解中國，沒有鄉(xiāng)村的振興，就沒有中國的崛起。無數個精神煥發(fā)的土樓，構成的，才是完整的強大的精神煥發(fā)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