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作家蘇二花獲得趙樹理文學獎的小說《社火》，從寫作的技巧或作家的創作意識來說，它的文本所凸顯的價值，都是國內當下的小說創作中，極其難得的。當我們以為蘇二花是在寫人時，她不是。所有讀者，都有慣性思維了。一看小說，就以為作家在講故事，講關于某某人的故事，他面對著各種問題，并在逐一解決及不斷反轉中，用戲劇沖突，終使故事達到高潮，呈現文字的張力。這樣的小說，都是以人物為中心，所有的文字，都在圍繞著人物走。但是這部小說，作家對人物的設置，是用來為主題服務的，人物是社火本身的一部分，也是主題的一部分，不管是“我”還是大哥，也不管這兩個人，面對什么問題，都不重要，他們只是用來彰顯主題的道具之一。這也是蘇二花在文本中，早早讓他倆的故事走向結局，并過早消融在為禳瘟會籌備過程中的原因。

　　當我們以為她是在寫社火，寫禳瘟會時，她其實也不是，她寫的是一個地方所特有的地域文化。或者說，她什么都在寫，但并非我們所看到的那么簡單。天地人間，蘇二花在文本里，寫了太多的愛恨情仇，太多的對立與統一，又最終，把這一切變成一種帶有文化價值的奇特符號，深深烙印在讀者心里。將小說的格調與格局，提升到新高度。

　　在國內，我們記住了莫言的高密東北鄉、蘇童的香椿樹街、賈平凹的廢都長安與商州，都是因為小說里獨特的地域文化生養出來的那一群人，其身上散發出來的，其他地方的人所沒有的文化氣息。剝離這樣的地域文化，很多小說都是不值得一讀的。很多時候，獨特的地域文化比小說本身更有感染力，人只是傳承文化的一個載體。小說里，不僅僅只寫人物和故事，還需要表現現實，以及現實中一再傳承著的各種獨有的地域文化。也因了這個，蘇二花的這部小說，還實現了為人生派與為文學派兩種觀點的對立與統一。

　　《社火》既有文學的高度，也詳實呈現了龍泉這一地方人的生存狀態，尤其是他們與山川河谷及天地人神所對話的狀態。文本凸顯的價值，恰好戳中了中國文學的一個軟肋：那就是人與神的對話，或者說，人與信仰的對話。佛教，信與不信，耳濡目染，總會影響著人們的生活。只是用文學作品去表達時，如此文中寫到的九曲陣、地獄圖等，很容易讓人誤以為迷信。

　　但這部小說很好地處理了這一點，它不宣揚，而是記錄，雖是寫事，卻又始終以人物為中心。“我”、大哥、父親及6組64名糾首，以及每一個參與的人，都在通過禳瘟會這一形式，完成了人與地域的對話、與自己的對話，解決了自身的問題。九曲黃河對應九曲陣，九曲陣又對應了人的血液循環，可以說，這是這篇小說的神來之筆。

　　對于九曲陣的具體描述，留待讀者去原著里欣賞了。除了人與地理、人與自己的對話，這部小說里，還有人與神的對話。當地獄圖一破，神鬼不分時，我們所處的這個世界，呈現了它最原始、也最真實的狀態；它是多維的，在二維之外，還有三維、四維，甚至五維、六維，只是生而為人，我們看不見。人鬼都混在一起了，我們的眼里，看到的還只是自己，但是，那時那刻的龍泉人，心里面什么都裝著，通過心，也什么都看得見。因為看得見，死去的活了，消失的又回來了，人與神的對話，也就完成了。潛移默化中，人的心智會得到改善，格局也會得到提升。

　　外國文學都浸染著基督教或伊斯蘭教文化，這方面是其天然優勢。國內作家意識到這一問題的，會在自己的小說中設置一個人物，去解決這個問題，如《廢都》設置一個天天與逝者對話的老太太；再如《一句頂一萬句》，光明正大設置一個基督教的宗師級人物摩西，都不如這個小說實打實地寫來得深刻，來得痛快。國家太大，寫作的人太多，每一期，各家刊物加起來，都得發表數不清的文學作品，可我們能記住的有幾篇呢？但是我相信，這篇叫《社火》的文學作品，它會因萃取及提煉龍泉這個地方的傳統文化，而被時間一并彰顯與留存。

　　從這個角度來說，不僅限于和宗教有關的文化，其他優秀燦爛的中國文化，都值得作家們以這種方式去弘揚與表達。擴大點說，我們的每一個村莊、每一座城池、每一條河流、每一座山峰，都有自己的歷史與文化，也一樣值得作家用文學作品去記錄、去書寫。享利·詹姆斯說：“正如圖畫是現實，小說就是歷史。這就是我們可以為小說所作的唯一的（對它公道的）概括……小說的素材同樣儲存在文獻和記錄里面的，并且如果他（作家）不想泄露自己的底細的話，他就必須滿懷自信地講話，用歷史學家的語氣講話。”這樣的小說，自然會因對傳統文化的萃取與提煉，而與文化本身一樣，更有價值，值得留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