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北京10月14日訊(記者 成琪)“莫高窟已經是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白天想著是敦煌,晚上夢里頭夢到的還是敦煌,我已經年過八十,能為敦煌做點事,我覺得我是無怨無悔,這是我作為一名文物工作者的歷史使命和職業操守。”當樊錦詩輕輕地說出這句話時,記者為之動容,從1963年開始,樊錦詩在敦煌莫高窟已經待了整整56年。
10月12日,國家博物館600人的劇場座無虛席,由國家文物局主辦的“莫高精神”宣講報告會上,已經81歲高齡的樊錦詩用90分鐘給我們講述了她的敦煌情。
和記者見過的所有“敦煌人”一樣,樊錦詩低調、內斂但是很有個性。她個子不高,但是充滿正能量;她頭發已花白,但是激情依舊,她給這次演講起的名字是“永遠在路上”。而這五個字也是敦煌人“堅守大漠、甘于奉獻、勇于擔當、開拓進取”的莫高精神的生動詮釋。
“莫高精神”宣講報告會現場 中國經濟網記者成琪/攝
“國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
每個人都不能脫離自己所處的時代,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使命擔當。1963年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畢業后,樊錦詩服從國家分配到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的前身)工作。
然而樊錦詩和敦煌的緣分最早卻源于中學時候讀的一篇關于莫高窟的課文,那篇文章介紹了莫高窟是祖國西北的一顆明珠,是一座輝煌燦爛的藝術殿堂,“我也不知道為什么,我一直念念不忘這篇課文,我憧憬著有朝一日能去敦煌看看,后來凡是出版關于敦煌的圖片,許多關于敦煌的展覽,我都會留意關注。”大學畢業前的實習,樊錦詩和幾個同學被安排去莫高窟實習,終于使她有機會一睹敦煌藝術的風采。
置身在古老而又氣勢恢弘的莫高窟藝術圣殿,看著豐富多彩、燦爛瑰靈的壁畫,精雕細刻的栩栩如生的彩塑,這一切讓樊錦詩震撼、傾倒、陶醉。然而當她走出洞窟卻看到是另外一個世界,“想不到敦煌文物研究所遠遠望去滿目荒涼,周圍是戈壁沙漠、環境閉塞、物質匱乏。”時隔多年,樊錦詩回憶起當時的情景依然十分感概。然而即使環境如此惡劣,常書鴻、段文杰等老一輩文物工作者依然在敦煌安然地工作著,這讓樊錦詩當時很不能理解。
隨后的水土不服讓她不得不提前離開了敦煌,“離開敦煌后,那些精美的敦煌藝術卻仍然長久的在我腦海里頭縈繞,在我心里忘不了,但敦煌艱苦的生活卻使我望而卻步,我沒有一點再去敦煌的想法。”樊錦詩坦言到。
沒想到第二年1963年大學畢業分配的時候,樊錦詩和另外一位同學被直接分配到了敦煌文物研究所,雖然父親曾經寫信給學校希望能讓她重新分配,但是她還是服從了分配,“既然敦煌需要,我應該聽從國家的召喚,在那個時代,國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只是沒想到一去就是一輩子。”
后來,樊錦詩歷經了和丈夫兩地分居19年,一家三口分居三處的離別生活,直到1986年,她的丈夫彭金章下決心離開武漢大學,來到敦煌支持她的工作。正是因為丈夫的理解和支持,才讓樊錦詩安心在敦煌工作了一輩子。“這樣的丈夫我想了想,是打著燈籠找不到的。”樊錦詩深情地說到。
“我在敦煌一轉眼待了56年了,半個多世紀圍著敦煌轉,有的人問我你待的住嗎?我想我絲毫沒覺得枯燥,因為它是值得的,因為敦煌事業是一個高尚的事業,重要的事業,需要有人為它去奉獻,也是可以做出貢獻的。”樊錦詩堅定的說,“只要莫高窟永遠存在,就會有一代又一代人為它繼續奉獻。”
2005年10月12日-樊錦詩院長向美國蓋蒂保護所阿根鈕先生和瑪莎女士介紹敦煌研究院的學術成果 敦煌研究院供圖
“使命在身,不容你三心二意”
樊錦詩是敦煌研究院的第三任院長,而她當上院長的時候,已經近60歲了,本該到了退休的年齡,但是被賦予了重任,而且一干就是17年。
從學術業務到管理工作,對樊錦詩來講這是個巨大的改變和挑戰,“我是管理上的門外漢,我不知道什么叫管理,更不懂得如何對古代石窟藝術和文物遺產進行現代化的體系性的綜合有效的管理,怎么辦呢?只有邊干邊學。””
后來借著編寫莫高窟申報世界文化遺產整理材料的機會,樊錦詩看了不少的文件和資料,從不太懂,到懂得如何去保護,再到明白要用科學技術的思維依法管理。“管理實際上是賦予你責任,這個責任就是要解決問題,要解決一件跟石窟保護有關的問題。”她這樣總結自己的管理使命。敦煌是人類的文化瑰寶,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為了保護好莫高窟,我們的管理一路走來不敢停,不敢歇氣,因為使命在身,不容你三心二意。”
1987年,莫高窟成為中國第一批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審議批準的世界文化遺產,使莫高窟的價值又上了一個臺階。同時恰逢改革開放的機遇,也打開了敦煌研究院的思路和視野。
改革開放打開了國門,也讓樊錦詩看到了自己與國際文化遺產保護的差距,為了縮短差距,敦煌研究院通過請進來走出去,在全國文物界開啟了國際交流合作的先河。“合作中我們一直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互利共贏的原則。”合作機制從最初單向引進國際文化遺產保護的先進理念,發展到雙方平等對話,合作解決莫高窟文化遺產的重大疑難問題,培養專業人才。合作的領域從最初的本體保護,培養高端專業人才、壁畫數字化,發展到全方位的探索莫高窟文化遺產科學保護研究,長期的引資育才,“這些使我們保護研究弘揚莫高窟文化遺產,積攢了足夠多的管理經驗,不僅提升了莫高窟保護管理的科學水平,還擴大了敦煌研究院在國外的影響。”
改革開放給敦煌研究院帶來了機遇,也帶來了很多的挑戰,一些要求將莫高窟市場化的聲音此起披伏,怎么辦?樊錦詩到處找人,最后決定用法律的武器保護這些遺產,她提出了要制定莫高窟保護專項法規和保護規劃。在當時市場經濟的浪潮下,這些法規和規劃為莫高窟保護撐起法律的保護傘,抵制了一些不符合法律法規的建議、要求和壓力。
作為中華民族古代藝術盛典的敦煌莫高窟,在其1900年被發現之后,歷經風風雨雨,受自然因素和人為因素的影響,一些壁畫、彩塑正在退化,如果不抓緊保護,可能面臨著快速消亡。如何保護這些壁畫和彩塑?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樊錦詩,直到80年代末,有一次去北京出差,她去看了一個科技展,了解到“圖像的數字化存在計算機里可以不變。”這句話讓她產生了數字敦煌檔案的念頭,她馬上向領導報告,于是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在當時全國計算機和互聯網還沒普及的情況下,敦煌研究院與國內外合作,形成了一整套先進的敦煌壁畫數字化采集。
“原來我們要搭梯子爬上去看字,搖搖晃晃爬上去看幾個字下來了,下次還要看另外的字,再爬上去,現在不需要了,通過數字化,可以直接放大,放大到百分之一百的時候,壁畫的泥巴質地都出來了,畫筆的筆觸都出來了,實際上莫高窟每個洞的彩塑壁畫、歷史信息,我們都可以用數字化保存,建成數字檔案。”談起敦煌數字化,樊錦詩很是自豪。
隨著敦煌數字化實現,敦煌壁畫藝術也可以到各地進行數字巡展,還可以通過各種移動終端設備,讓更多的人了解敦煌莫高窟的藝術之美。
2001年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記者曾經去過敦煌莫高窟,那時候人不是很多,2015年記者再去敦煌莫高窟時,門票要提前預約,人數也比之前翻了好幾倍。敦煌旅游的迅速發展,莫高窟游客數量的持續攀升,使敦煌莫高窟的保護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其實,早在2001年,樊錦詩就敏銳的感覺到,將來旅游人數的大量增加,而洞窟的容量有限且材質都是泥巴、草、蘆葦等,異常脆弱,如何解決旅游和文物安全的問題?
“在保護好文物的前提下合理旅游開發,在滿足游客需求的同時,要利用先進的科技跟管理手段,加強對文物的監測,注意它的保護的狀況,使文物保護跟旅游開放得到平衡發展。”遵循著這個原則,經過不斷的探索實踐,終于找到了一個既不影響文物保護,又能最大限度滿足社會和游客需求的方法,那就是數字電影加實體洞窟的預約參觀方式。實踐證明,這個效果得到了大家的認可。
巴西世界遺產委員會曾經對樊錦詩說,敦煌研究院莫高窟以非凡的遠見展示了有效的遺產地質環境方法,以保護遺產地的價值,送給人類一個極具意義的典范形象。此外還把莫高窟保護管理旅游開放的經驗典型案例向各國遺產地傳播。
2004年10月23日,樊院長在莫高窟第285窟向《敦煌再發現》劇組人員講解洞窟內容 敦煌研究院供圖
“我的夢想就是把莫高窟做成一個名副其實的世界文化遺產”
2018年,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樊錦詩成為了100位“改革先鋒”中的一位。201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之際,她又獲得了國家榮譽稱號。但是她把獎狀、獎章包括獎金全部交給敦煌研究院,在她看來,這兩個榮譽不僅僅是她個人的,是敦煌研究院幾代人幾十年的拼搏和努力奮斗的成果。“我只不過是代表。”她淡然地說。
樊錦詩更高興的是國家對文物事業的關注。“我們要保護的是中國五千年文明時代的文化遺產,這些文物遺產遍布于全國各地,很多文化遺產處于山岡、農村、荒山野嶺、人跡罕至的地方,他們中有許多人一生堅守在這些文化遺產地,沒有他們的堅守,這些文化遺產就得不到保護,他們應該得到人們的尊敬,所以這兩個榮譽也是屬于他們的。”樊錦詩深情的說。
文物是國家文明的象征,承載著燦爛文明、傳承著歷史文化、維系著民族精神。“這么一座無與倫比的莫高窟世界文物遺產,在我們的手里如果有什么閃失,我這個守護人不就成了罪人了嗎?所以怎么努力都是應該的,再難咬住牙想辦法去做,不能讓它滅了。”回顧自己在敦煌的工作,樊錦詩這樣說到,“我常常說,不要太把自己當一回事兒,要把交給我的工作,交給我的事情當一回事。說話、做事不要忽悠,要下實功,要腳踏實地,不下虛功,每個人把該做的做好,每個單位把該做的做好,我想這個國家就好了,這是我的理解”
“我經歷了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年和改革開放40年的全過程,我的工作就是為敦煌莫高窟的保護研究弘揚和管理服務的,我的夢想就是把莫高窟做成一個名副其實的世界文化遺產,做成可以積極弘揚中華優秀文化藝術的世界性的遺址博物館。”樊錦詩說,“路漫漫其修遠兮,莫高窟的保護和全國所有文物的保護任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