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盡說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江南,是一個古老而鮮活的名詞,承載了厚重的歷史而又不斷推陳出新,成為中國精致文化生活的一個美好典型與范本。江南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發祥地,江南文化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歷史上江南文化重要的創造者和承載地,江蘇自覺地承擔了新時代江南文脈傳承發展的使命。
近日,由光明日報社、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中共無錫市委主辦,中共無錫市委宣傳部承辦的首屆江南文脈論壇在無錫舉行。來自海內外近300位知名專家學者參與了這次論壇。本次論壇以“文脈傳承與精神家園”為主題,在中華文化的大背景下,深入探討江南文脈的傳承與發展,揭示其所蘊含的人文底蘊、哲學智慧及其所構建的精神家園,展示其歷史價值與當代意義。
1.探尋中華文化視野下的江南文脈
關于江南文化的形成發展,復旦大學人文社科資深教授葛劍雄認為,這得益于江南有利的自然條件,同時也是江南先民篳路藍縷、艱苦奮斗的結果。歷史上的人口遷移及當代上海的崛起,為江南不斷注入中華文明的優秀成分,為江南文化走向全國、走向世界提供了通道。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胡阿祥從政治、經濟、文化等6個方面揭示了東晉南朝人口南遷的歷史過程,強調在江南文化轉型中應特別重視北方人口集體南遷的影響,并從氣象、地理、語言、歷史、經濟、人文等視角說明江南是自然與人文的合一,具有靈動、創新等特征。
浙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徐永明主要從大數據的角度來探討江南文化。他利用浙江大學與哈佛大學地理分析中心共建的平臺(WorldMap),對中國文史數據和地理信息進行數據庫建設和空間分布的可視化分析,發現在《全元詩》《全元文》中,江南文人已經占據領先地位,《四庫全書總目》中江南地區的作者數量也首屈一指。華東師范大學教授楊國榮主要從儒學發展的視角探討江南文化。他認為,與北方儒學的實證性相比,南方儒學側重于思想的創造性,同時更關注現實,呈現出經世致用的傾向。他提出,今天江南儒學的發展應注重把握人和理的統一,同時加強不同思想、觀念的互動、交流、融合,關注社會的變遷。揚州大學文學院教授田漢云指出,清代以惠棟為代表的吳派與揚州學派迭代崛起,二者對江南學脈的建構都卓有建樹。二者的發展歷程表明,學術主脈的建構是日趨精進的,是諸多學者合力的結果。
上海美術學院院長林木從中國美術史角度,分析了江南美術文化的形成與特點。他認為,文化的中心地位自古至今是一個變換游移的過程,江南憑借其優越的地理氣候條件,在漫長的歷史年代中逐漸形成特色鮮明的江南文化。至少從元代開始,中國的美術文化中心開始擺脫政治中心的束縛,形成了獨立自足的江南美術文化。江蘇省美術館館長徐惠泉分析了“吳門畫派”的生成與延續,認為吳門畫派見證了現代中國畫和油畫民族化曲折演進的歷史,更共同促進了文人畫的發展和完備,使蘇州文化徹底融入整個中國美術史的進程中。
針對江蘇文脈整理與研究工程,西北大學名譽校長張豈之認為,這一工程固然可以以江南為主,但又不必僅限于江南,如泰州學派、明代書院文化等都可以納入整理與研究的范疇。山東大學文學院教授杜澤遜則建議,在整理清代纂修的《四庫全書》時,江蘇應采集進呈的書目——《江蘇采輯書目錄》;此外,應厘清“歷代江蘇籍學者”這一概念,從而加強江蘇流寓文人研究。
2.發展江南文脈的自身品格
“一江煙水照晴嵐,兩岸人家接畫檐”。江南以其富饒的物產和豐富的人文底蘊,不僅哺育了一代代江南人,也奠定了其開放包容、經世致用、心懷天下的精神品格。
夏威夷大學教授成中英表示,江南文化既有精研細磨、精益求精的治學精神,也有實事求是、實業救國的果敢擔當,并認為江南文化的慧心與靈氣將在當代信息科學和生物技術上大展宏圖。中國美術館館長吳為山提出,江南最值得發掘、研究、繼承和發揚的有四條文脈:一是歷史文脈,指江南地區崇德尚禮的歷史資源,這造就了江南強調和諧的精神道統;二是商賈文脈,指江南地區經世致用、義利兼顧的經商文化資源;三是紅色文脈,指江南地區近百年來在革命和建設中自強不息的文化資源;四是藝術文脈,指江南地區品類豐富、風格多樣的文藝資源。
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程章燦從空間、時間、文學等多個維度探討江南是什么,并認為江南具備“生活”“自然”“知識”等關鍵詞,因此江南也可稱為“人文江南”“綠色江南”“創新江南”。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徐雁平認為,“江南性”應該在比較中得出,比如常州人喜歡游幕,喜歡群體生活,他們會同時閱讀某一種書并加以批注。江南文化的發達,與江南文獻的體系化關系密切,也與文人結社有關聯,江浙皖清代文人結社的數量遠高于全國其他地區。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羅時進認為,在研究江南文學時,應該注意江南地區的共同性、差異性及獨特性,如近代江南普遍存在的“奇女子文學”(共同性),而各種“點將錄”文體即是江南特有的文化現象(獨特性)。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孫春晨從倫理角度闡述了江南精神,例如顧炎武等人身上的江南精神超越了功利,傳達了心系天下的情懷。
江南文人的家風是江南文脈自身品格最直接的體現。南京藝術學院教授孔慶茂討論了無錫錢氏家族的家學與家風。無錫錢氏是近代著名的文化世家,不僅有錢基博、錢鐘書等文學家,錢鐘韓、錢鐘泰等科學家,還有錢孫卿、錢中漢等社會活動家,而這正是無錫錢氏的家教與家風涵養的結果。東南大學教授王華寶分析了江南文士段玉裁的文化觀念與從政理念,段家有“不耕硯田無樂事,不撐鐵骨莫支貧”的祖訓,促成了他“君子之直立”的品格、“實事求是”的治學宗旨以及“清廉親民”的為官理念。
運河文化也是江南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淮陰師范學院教授張強論述了春秋時期吳國開拓運河的相關歷史,認為吳地水運體系的建立,第一次使運河與錢塘江、長江、淮河及黃河建立了聯系,對后世水運體系產生了深遠影響。南京出版社社長盧海鳴認為,南京雖非京杭大運河沿線城市,但其城市發展與大運河息息相關,共生共榮。
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趙益考察了16至18世紀江南的出版業,認為明代商業出版主要由江南書籍市場推動,并形成了完善的分工體系,如徽州刻工遍布江南,這些有助于通俗小說的研究。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陳書錄則提出明清江南文人與商賈的密切互動,而商賈活動也對明清文學產生諸多影響。
3.傳播江南文脈的海外影響
“江南”不僅是一個中國文化概念,也具有全球史的意義。江南文脈源遠流長,并輻射海外,在東亞特別是日本,影響尤大。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漆永祥認為,江南在東亞地區有著豐富內涵,并根據朝鮮外交使臣的《燕行錄》,對其中“江南”“小江南”等詞進行分析,提出“江南”在當時的朝鮮人心中不僅是富庶繁盛、人文淵藪之地的代稱,更是“大明”(即明朝)的代名詞,是他們心中特殊的政治意向與未來寄托。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張伯偉著眼于江南文脈在東亞的空間流衍。他以《世說新語》為例,介紹了書籍在朝鮮和日本的傳抄、注釋與仿作等情況。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稻畑耕一郎認為清代蘇州文人顧祿與江戶時代日本文人的交流是雙向的,并將《清嘉錄》這部記載江南風土人情的筆記在日本存在的覆刻本作為這一交流的主要成果。
器物文化是江南文化精神的重要載體,體現了江南人民精致典雅的物質文化追求與精神特征。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范金民則從蘇州戲、江南飲食、江南園林、古董收藏、吳人風格等方面闡述了江南風尚對周邊各國以及西歐的文化以及經濟影響。
在全球化和“一帶一路”視野下,江南文脈應當如何走向世界?
澳大利亞迪肯大學教授何包鋼認為中國提出的文明溝通、平等對話等原則,有利于解決西方與非西方之間的文明沖突。南京師范大學教授徐克謙討論了《江蘇儒學史》的寫作范疇,并在全球文化對話交流的背景下,探討了如何從中國傳統文化、江南文化中尋找人類價值的闡釋基礎,強調雖然中西方文化對人類核心價值的闡釋路徑、方法、角度不同,但是有關回歸人本身對美好生活的訴求,兩者是相通的。
本次論壇還發布了江蘇文脈整理和研究工程首批成果《江蘇文庫》86冊圖書,舉辦了“古韻蘇風——名家作品展”,集中展出31幅歷代江南書畫精品。江蘇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樊和平總結本次論壇取得的主要成果:一是江南文化意識及其時代推進。論壇在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國家戰略的大視野下研討江南文化,致力推進長三角文化發展一體化,是江南文化從文化傳承走向服務國家戰略的重要體現。二是文脈傳承創新理念及其文化形態。專家學者一致認為,江南文脈不只是繁榮和富庶,更重要的是它所提供的價值觀念及其理論表達,“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天下情懷和使命感是江南文脈的內核與精髓。三是關于江南文化的文化使命及其文化理論。論壇圍繞中國傳統文化、地域文化傳承傳播及其國際經驗、文化傳承的國際對話、博物館與江南記憶等開展專題理論研討,在傳承發展江南文脈的現代文化使命方面達成了重要共識。
“江南風土歡樂多,悠悠處處盡經過”。江南文化是蘇浙皖滬“三省一市”共同的文化標識、共有的精神家園。本次論壇,江蘇、浙江、安徽、上海“三省一市”深化交流合作并達成共識,新時代下應在江南文化研究上形成合力,努力推出更多更好的成果,為長三角更高質量一體化發展提供堅實的文化支撐、有效的智力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