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展業務邊界,整合行業內外的各種資源,從版權、渠道、品牌、流程等方面進行精細化的資源管理。
對于紙質書與電子書之間的關系要多方考量權衡,揚長避短,以內容取勝,確保優質圖書的價值不流失。
編輯、發行人員的策劃能力培養以及各個崗位的交叉銜接應進一步深化。
博物館被喻為城市的DNA,是承載歷史文化的集聚地,保存著大量的自然和文化遺產,是維系一個國家、民族或者一座城市文脈傳承的精神紐帶。北京擁有豐富的博物館資源,如何挖掘、開發、宣傳、推廣這些資源,是當下有識之士普遍關注的問題。
北京日報出版社(原同心出版社)策劃出版的“紙上博物館”系列叢書,旨在發揮媒體出版社優勢,發掘城市豐厚的歷史文化資源,用文物見證歷史,鑒往知來,借助行業博物館珍藏的珍貴資料,用鮮為人知的圖片和故事說話,融知識性、趣味性、史料性于一體,打造一套當代北京發展史的普及讀物,讓歷史照進現實。
躍然紙上,歷久彌新。該系列叢書意在對北京特色博物館文化資源進行全景掃描與縱深解讀,單冊選取特色鮮明、內容豐富的專題博物館,以生動的圖片、展品、模型、建筑等建立講述歷史故事的脈絡,立體解讀行業歷史與文化淵源。
北京市是全國唯一一個擁有自己“5·18”國際博物館日標識的城市,也是全國唯一一個自1996年開始連續20余年開展博物館宣傳活動的城市。以書為媒介,讓廣大讀者走進博物館、走進歷史、走進曾經的歲月,通過一個個鮮活的故事、一串串生動的數字、一件件珍貴實物,真實地了解北京的變遷、國家的發展、民族的進步,無論對于圖書出版的原創推新,還是對于博物館的推廣深化,甚或是對北京文化資源項目的發掘,都是一個極具意義的系統工程,推動了首都公共文化事業發展。
為有別于一般旅游文化圖書對博物館的平面推介,該系列首先選擇了大眾所不熟知的博物館,如北京人藝戲劇博物館、龍徽葡萄酒博物館、自來水博物館等,從行業專題角度進行切入,引起了社會的關注與讀者的好評。
為持久推動博物館建設與推廣,在“紙上博物館”項目啟動后,出版社在科技創新、數字出版的契機下,計劃開發“掌上博物館”項目,擬對國家博物館、首都博物館及北京的數十個行業博物館開發、制作用戶交互式電子出版物及APP,使讀者能夠通過掌上智能移動互聯終端隨時、隨地、隨意地走進博物館,并從視覺、聽覺、觸覺等方面全方位了解和體驗博物館及藏品。
利用手機等新媒體快捷、覆蓋面廣的優勢,更有效地發掘、宣傳、推廣北京豐厚的文化資源,將紙媒出版、數字出版以及交互式設計創新性融合,力求讓傳統的博物館搭上數字化這趟時代快車,也讓出版社在數字化領域有所突破。
在兩項目深化運營過程中,作為項目負責人,筆者對傳統出版業態的數字化變革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數字新媒體的出現,促使傳統出版業態發生改變,新舊之間相互滲透,數字出版開始介入傳統領域,紙質出版開始進行數字化變革。
我國正式使用數字出版這一概念始于2005年,從行業生命周期指數來看,經過多年的快速發展,數字出版在我國已從幼稚期步入成長期,開啟了行業升級換代之路。
據《2016-2017中國數字出版產業年度報告》顯示,截至2016年年底,國內數字出版產業累計用戶有16.73億人(家/個),2016年產業整體收入5720.85億元,比2015年增長29.9%,呈現持續增長態勢。其中,互聯網期刊收入17.5億元,電子書收入52億元,數字報紙(不含手機報)收入9億元,博客類應用收入45.3億元,在線音樂收入61億元,網絡動漫收入155億元,移動出版(手機彩鈴、鈴音、移動游戲等)收入1399.5億元,網絡游戲收入827.85億元,在線教育收入251億元,互聯網廣告收入2902.7億元。
對于出版社來說,數字化也開始逐漸深入。隨著出版業態的變換,出版的資源競爭也由原來的作者和渠道逐漸擴大至內容、人才、品牌、版權等更廣泛的諸多領域。最初,出版社的數字化重心在于整合現有資源,完善內部信息化,內容數字化,解決版權問題,建立方便轉換的數字倉庫,選擇各種可能的銷售介質、方式和渠道。如今,隨著數字出版內容生產、平臺建設、渠道開發、技術研發、終端生產五大產業鏈各自向縱深發展,出版社將有針對性的數字出版內容開發、數字終端產品研發提上了日程。
在此過程中,對于出版方來說,傳統出版中兩個極為重要的因素依然應該著力堅守,即內容與產品。數字化只是載體的變化,是傳播介質的變化,從最初的竹簡布帛到后來的紙張,再到如今的電子終端,變化的是形式,而這種變化是科技進步的必然,但決定出版與閱讀價值的依然是內容,是創新的產品。
面對網絡閱讀這一新興閱讀形態的沖擊,出版社要有針對性地改變傳統出版格局,進行出版業態創新。
首先,延伸產業鏈,提升策劃能力,主動承擔原本作者的一部分工作,組織撰寫定位明確的圖書,“紙上博物館”叢書便是北京日報出版社在此基礎上進行的一次嘗試。其次,在出版社現有資源的基礎上,開發新的數字產品,拓展業務邊界,整合行業內外的各種資源,從版權、渠道、品牌、流程等各個方面進行精細化的資源管理。再次,對于紙質書與電子書之間的關系要多方考量權衡。網絡信息量大,免費模式吸引受眾進行先期選擇,互動性強引發受眾參與內容提供,而作為內容提供商的出版社應該揚長避短,以內容取勝,避免利潤被電子書閱讀終端規模性侵蝕,確保優質圖書的價值不流失。對此,出版社可與終端廠商進行業務交流,有選擇性地進行圖書品種的促銷合作。此外,編輯、發行人員的策劃能力培養以及各個崗位的交叉銜接應該進一步深化,引進影視管理中的“制片人”理念,進行人力資源配置的整合。
當然,數字化與出版業態變革是一個大話題,需要廣大專業人士的共同探討,本文未盡之處,希望能引起業內人士更多更細的剖析。無論如何,圖書出版在發展歷程中,經歷了多次技術革命,雖然載體、材料、制作、流程不斷變化發展,但出版產業卻一直是人類文明的主要載體,文化價值借助出版媒介躍然紙上,歷久彌新。只要有閱讀需求,便永遠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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